[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5.003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5-0026-11 “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由来已久，从19世纪的“欧洲中心”扩展到现在的“西方中心”，虽然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依然是西方因对文明误解而产生的一种偏狭的意识形态。西方学界从20世纪初便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历程，“世界史观”学派、西方“中国学”学派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学派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学派，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过程中他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策略，无论是在书写完整世界历史，还是反思现代性问题方面，抑或是从解构殖民话语立场上，都提交了一份份沉甸甸的答卷，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梳理和思考西方知识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过程中，以“他者”为鉴，试图对我国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和发展方案提供一些思路。 一、用“世界史”研究范式突破“西方中心主义” 19世纪西方历史研究俨然被笼罩着一层“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霾，西方史学家任意地剪裁、加工、构造历史材料，炮制出了一幅西方是世界文明中心，而东方则蜷缩在世界一角的虚假图景。一战后，“西方中心主义”受到了挑战，西方人进步的美梦被惊醒。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率先尝试挑战这一“太阳—行星”怪想体系，他认为我们的历史受到多重框架的绑架，它“左右了历史舞台”，但权威划分法已经根深蒂固，应如何跳脱出这些困兽的藩篱呢？他质疑，中国和埃及的历史被缩小为纯粹历史插曲是否合理，并认为：“这一‘世界历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1](p18)因此，他鼓动多些质疑精神，就像哥白尼对托勒密的挑战一样，他不认为西方(古典)文化比东方文化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的历史的一般图像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1]“(p18)斯宾格勒挑战传统史学观点的标新立异，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批评也好，赞美也好，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不得不说斯宾格勒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后，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1934-1961)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世界文明史的多彩画卷，在书中他系统地说明了二十几个社会的状况，并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没有二十一个可以识辨的社会来代表这么一个社会品种，而只有一个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2](p45)的论断，汤因比进行了否认了，并指出了“文明的统一”概念的错误，他认为：“西方历史学家受了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误人了这一歧途”“在文化方面，只要有眼睛会看的人，就可以发现那四个现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可是许多人却没有这样的眼光……”[2](p45-46)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这诸多的错觉均是由于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造成的。 最先提出“全球史观”的巴勒克拉夫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处于变动世界的历史学》(1955)论文集中，明确指出了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3](p5)。论文集的15篇文章均剑指兰克的七卷本《世界史》，指出它是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历史著作，对拉丁、日耳曼民族的历史重笔渲染，而对中国只字未提。对此，巴勒克拉夫指出：“主要从西欧观点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广阔的世界史观”“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3](p7)。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要求公正对待世界各地区的文明，摒弃世界历史三分法，加强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此后，“全球(世界)史观”的研究形成一个高峰。就威廉，麦克尼尔来说，如果说他早前的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还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那他的另一部被誉为“全球通史开山之作”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1967)则显得成熟得多。这本著作它已经摒弃了“文化帝国主义色彩”，在前言部分他就指出要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做一番概览”4](pxv)。在书中他也是给四大文明匀称着墨，尽量规避“西方中心主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70)也颇具影响力，正如他所说：“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5](p54)他要求我们栖身月球来从整体上观察世界史。 如果说，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阿诺斯等世界史学家从重构历史秩序的角度即“整体史观”反思“西方中心主义”，那沃勒斯坦就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新体系即“世界体系论”来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在他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中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这一结构可能借鉴的是普雷维什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49)中提出的“中心一外围”理论，后又被称作“依附理论”，例如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阿明谈及的“中心与外围的贡赋文化”等都属于这一派。值得一提的是，阿明的著作《欧洲中心论批判》(2004)中对欧洲中心论的本质进行了揭露：“欧洲中心论用部分虚假的理论代替了对历史的理性解释，这种虚假的理论纯属东拼西凑，有时甚至自相矛盾……”[6](p203)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可以看出，他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种族、部落等的历史看作是一个联系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也并非是一国独立存在，它必然也是覆盖多国的一个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7](p4-6)，沃勒斯坦将其称为“经济网络”，可见他认为世界的政治中心有多个。中心区利用剥削边缘区，半边缘区介于二者之间对中心区充当边缘角色，对边缘区充当中心角色，这个三个位置是变动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可能上升、下降或者扩大、缩小。由此可见，沃勒斯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已经从单纯的历史学上升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与此观点有一定联系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世界经济”理念，在他三卷本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中布罗代尔重点说明了“世界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包含着三个要素：一定的地理范围；一个中心(城邦或国都)；心脏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区[8](p11)。可见，布罗代尔仅将“中心”换为了“心脏”，“半边缘”换为了“中间”，在解释上两种理论基本相似。围绕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体系展开论述，揭示了这些不发达状态地区产生的原因，也促进了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