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0)05-0132-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0.05.018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与现代学科体制相区隔的知识生产，它在中国主要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起初，它是作为现代学科知识生产既定秩序的反思者形象被引入的。但吊诡的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文化研究在晚近也遭遇了反思。这似乎也是它在中国走向自觉的表现。 综观文化研究的知识历史，我们发现，反思其实是它在中国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词，只是其中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所依据的理论和针对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文化研究的反思分为几种类型予以述评，以期从反思的角度厘清文化研究的历史，发现它所经历的“理论的旅行”到“理论的再生产”的文化逻辑，以此推动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新发展。① 一、文艺理论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合法性”反思 第一种类型的文化研究反思可以叫文艺理论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合法性”反思。此一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反思在文化研究发生之时的20世纪90年代就已然出现，甚至在很长时期里，文化研究都没有摆脱被反思的境况。当然，这类反思事实上首先是由文化研究主动引发的，也可以看成是文化研究合法化过程中所必然要遭遇的。鉴于文化研究的发生主要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过程中展开，我们因此可以将此类反思命名为文艺理论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反思。 具体而言，此一反思所发生的时间在2004年前后。它又主要是以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文艺学边界之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等一些学术争鸣的形式来呈现的。争鸣的一方是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鲁枢元、赵勇、姜文振、陈太胜等一些知名学者所代表的“文学理论派”，另一方则主要以陶东风、金元浦、王德胜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两派之间的争鸣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引发了学术场域的激荡与调整，以至于有学者曾把2004年看成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战争”年。②文学理论学派指认了文化研究的诸多“不是”，比如不是文学研究，不是内部研究，甚至还认为文化研究有中产阶级趣味而赋予了它“政治不正确”。综观之，针对文化研究所展开的反思批评，其目的是希望文化研究要谨慎引人。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反思所获得的效果却是让文化研究广为接受，同时，它对于文化研究的独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推动了文化研究在现有学科体制框架内的建制。比如，陶东风当年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成立即是明证。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等诸多高校的文化产业专业乃至文化产业院系的单独设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思”的结果。 顺便提及的是，文艺理论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反思问题在2015年的中外文论年会上还作为一个研讨主题，这恐怕表明了文化研究并没有因为文艺理论的反思所导致的独立而完全淡出文艺理论的视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恐怕并不是敌对的关系。此类反思在可见的未来恐怕还会持续下去。③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文艺理论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还是文艺的内外关系问题。文化研究并非是外部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研究的确有擅长外部批评的可取之处。比如，它注重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事实，能够扩大自身的研究文本，而且还能联系具体的文化语境来理解文本，继而在文本内外游刃有余。这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学理论有启示。以童庆炳等学者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为例。文化诗学是作为基础理论的文学理论所操持的主流话语，但文化诗学要处理，而且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内外”的问题。文化诗学曾经吸收了文化研究的优长而伸张外部维度。但是，文化诗学尚不能很好地处理大众文化，不能彻底解决审美的公共性问题。那么，文学理论是否还需要借鉴文化研究的观念和经验呢？这是需要文学理论继续思考的问题。 其二，作为与文化研究有关联的文化批评，它无疑是文艺批评的形态之一。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实践，它与文化研究本身的关联应该说是相当亲密的。但是，文艺理论大概只将那种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的文化研究，以及那种视文学研究作为指归的文化研究认同为文化批评。换言之，文化研究衍生出了一种文学批评形态即文化批评。这种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批评应对变化了的文学文化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对于推动文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也不无裨益。这样，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就不可能完全脱离干系。④ 鉴于这两点，文化研究与文艺理论之间的关联是不可能消失的。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挑战及其提供的机遇还是存在的。⑤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去积极应对。为此，文艺理论视野中的文化研究反思还得进行下去，这当然也是因为文艺理论的发展还得处理好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所致。 二、文化研究“他者”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研究“难题”“困境”反思 第二种意义的文化研究反思，可以称之为文化研究“他者”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研究“难题”“困境”反思。这类反思主要以规范化的文化研究作为“他者”，然后来反观实际中运行的中国文化研究。它主要由戴锦华、赵勇、王晓明、盛宁等人发起。这里择取一些重要文献予以简要评述。 2003年时候，戴锦华就在上海大学做了《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的演讲，她以切身的体会讨论了文化研究面临的体制化、文本化等问题，其中对文化研究关联密切的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最为有价值。戴锦华指出：“这些选择了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从可能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当中大踏步地撤离。”⑥按理，文化研究应该是由知识分子来从事的工作。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却越发稀缺，那文化研究如何可能呢？不妨说，一直到今天，戴锦华的反思都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