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20)02-0073-05 中华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在《文心雕龙》这部南朝齐代晚期出现的文论巨典中得到彰显。从《梁书·刘勰传》的简要记载中可以看出，刘勰是一位“博通经论”的学者。不过，《文心雕龙》除了经论之处，还受到子学精神的直接影响。刘勰所处的时代，集部虽然兴盛，但是其中的人文精神有所缺失，而子学此时却处于衰变时期，萧绎的《金楼子》便是代表。这部子书虽然倾向于文集性质，先秦两汉以来的子学独立思考的价值消失殆尽，然而我们通过对《文心雕龙》的写作与文本分析，却可以找到子学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心雕龙》也是一部富有子学精神的文论著作，是传统子学向集部转化的著述。 一、刘勰与子学渊源考辨 刘勰所处的南朝，经学复兴，诸子之学也呈转变的趋势。以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金楼子》，标志着子学的集大成。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于传统子书的吸取是十分明显的，体现出一种自觉的意识。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图书分类法，同时也是学术的分类法，经历了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再到清代《四库全书》的演变。清人《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1](P769)四库馆臣对于子书的解释是“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1](P462)。突出了子书乃为“一家之言”的思想特征。 先秦时代是子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以儒学六艺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将孔子之后的学术流派视为散乱流变，“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2](P1701)。这样，诸子之言就成为淆乱经术、真伪分争的根源。不过，《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班固以六艺作为权衡，指出当时诸子十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学说纷争，诸侯力政，于是各家学说投其所好，形成了众说纷纭，“各引一端”“取合诸侯”的局面。而这种分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合的，班固认为统治者“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2](P1746)。先秦诸子的理论学说直接促成了古代思想文化的繁盛。《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3](P1634)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思想文化繁荣的原因。西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的《百家》中指出：“百家之言，虽不皆清翰锐藻，弘丽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4](P441)葛洪倡导百家之言，反对出于一得之见而摒弃百家之言的做法，提出“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4](P441)。强调子书与六经可以互补，并不妨害，百川归海，有容乃大，这是子学的价值与特征所在。 刘勰子学观念的形成，首先与他对于先秦两汉以来经学与子学关系的辨正有关。《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原道》吸取了儒玄佛的思想观念，对于文学的本原进行了推溯，提出了“原道”的观念，而《征圣》《宗经》则是这种原道观念的延伸。刘勰深知，传承圣典是一种极其高尚的事业，大部分文士的创作是无缘进入这个领域的。同时，圣人之道也必须通过诸子的著述来传述，儒家自孟子、子思开始，也被归入诸子一类。刘勰认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5](P307)这段话自然是受到了《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影响[3](P1979)。这里的“道”指的就是诸子百家不同的核心思想与学说，诸子都是“一家之言”，因此就有“一家之道”。“志”在这里指的也不是汉代诗学思想中“诗言志”的那个普遍的“志”，而是指诸子由于不同的“道”和思想立场所产生的对于混乱失序的社会的不同改造方案，即刘勰所说的“述道言治”之“治”[5](P307)。刘勰认为“宇宙绵邈”“岁月飘忽”，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形同草木之脆”，因此“树德建言”是超越自身有限的、短暂的肉身存在，实现名垂后世的重要手段。刘勰说：“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5](P307)诸子的著作可以说是刘勰心中“立言不朽”的典范之作。 《诸子》是《文心雕龙》“文体论”的一部分，刘勰将诸子散文单列一体，表明其重要性。刘勰在此篇中力求总结诸子文章的写作特点与思想意义，深入探究诸子著作对于文学创作的借鉴价值。把诸子之书作为文体的一类来单独研究，是刘勰的独创之处，但是这种做法也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我们从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意图和规划中大概可以对此做出一些推断。刘勰认为文学研究既要做到“轻采毛发”又要“深及骨髓”，既要“弥纶群言”又要“擘肌分理”，要全面而细致地梳理、探究文学的发展路径和阶段。诸子著作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头之一。诸子更重要的价值是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学究天人的学术思潮以及担当忧患的家国情怀，刘勰对于诸子的广泛征引正是认识到了诸子思想的价值。刘勰在全书的开篇就认为文来源于至高无上的“道”，而他所说的“文”又涵盖天地万物中所有美的事物，因此首先确立了文章的审美属性。此外，作为人文典范的六经又是圣人根据自然之道制作出来的，这就为文章必须征圣、宗经奠定了基础。因此，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5](P3)强调道、圣、文是三位一体的。刘永济先生指出：“舍人论文，首重自然。二字含义，贵能剖析，与近人所谓‘自然主义’，未可混同。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道无不被，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鱼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杂，皆自然之文也。文家或写人情，或模物态，或析义理，或记古今，凡具伦次，或加藻饰，阅之动情，诵之益智，亦皆自然之文也。”[6](P4)这些，都足以证明刘勰善于运用老庄的思想来作为自己立论的智慧。子学对于刘勰的泽溉，首先表现在老庄与玄学自然之道对于经学思想的互补上面。如果没有老庄子学的启发与运用，刘勰《文心雕龙》的儒家思想也无从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