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在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一场以思想启蒙、政治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维新知识群体以文字所表达的社会关切，在晚清报刊所构筑的舆论话语空间激荡，从而产生的神奇力量，使维新知识群体享受了登高一呼、万众响应、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素王”之尊。变法维新的思想张力与报刊空间的舆论合力，促使维新知识群体在神州巨劫奇变与西学东渐的浪潮翻滚而来的国家与民族命运生死的对决中，以淬厉采补的手段、凤凰涅槃的勇气，考量中西，斟酌古今，商量旧学，邃密新知，致力于重建支撑民族崛起、国家富强的思想学术体系。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是思想维新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陶冶情感、左右人心的特征，又是思想维新最佳的手段。对于文学，维新知识群体抱有“自新”与“他新”双重期待。随着报刊公共空间的急剧扩大，维新知识群体对文学维新的鼓吹，社会对诗、文、小说、戏曲创作与阅读热情的高涨，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悄然到来。 一、晚清：中国报刊时代的形成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起源于外国传教士。19世纪初，来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出于传教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需要，把西方已经流行的Magazine(杂志)与Newspaper(报纸)带入中国。根据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条件，最初的办报人创造出一种合报纸与杂志为一的传播媒介——报刊。此类报刊的代表，鸦片战争前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荷兰传教会郭士立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这些报刊中，已经有了自编自写的新闻和言论。鸦片战争后，随着传教与通商限制的逐渐放宽，外国商人与传教士合办中文报刊也渐渐增多。据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发展到76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国公报》和《申报》。《万国公报》是一个由教会创办的综合性时事刊物，最高时发行五万余份。1907年停刊，持续四十余年，影响甚大。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等创办商业性的《申报》。《申报》定位于办“给华人看的”报纸，聘华人作主笔；重视新闻真相，具备省会和重要城市重大政治事件现场采访、独立报道的能力。《申报》从1872年发刊到1949年终刊，历时77年，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外国传教士与商人报刊在华的出现，给置身于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人带来了阅读的兴趣、阅读的文明。中国读者见识了不同于旧邸报的新报刊。外国传教士与商人主办报刊中的新闻与评论，成为中国读者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信息通道。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组织编译《四州志》，魏源受林则徐委托，辑录《海国图志》，其资料来源，都曾参考《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代表着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一代士人的思想水平。稍后《万国公报》《申报》创办，其对西政西学、民主民权的宣传，成为西学东渐的第一轮潮汐，也自然成为维新知识群体呼唤变法的思想根源。 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兴起于甲午之后。1895年11月康有为到上海，创设强学会上海分会。次年8月9日，强学会的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编，汪康年任总经理。新报为旬刊，每期二十余页，容量在三四万字。1898年8月8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最高发行量为12000份。 在《时务报》风生水起的第二年，维新思想家严复等筹划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国闻报》出报两种：日报曰《国闻报》，以京津华北新闻为主。旬报曰《国闻汇编》，以重要消息与论说译文为主。《国闻报》馆主为王修植，主笔严复，总编辑夏曾佑。出于避祸的考虑，报馆馆址设在租界。百日维新中，《国闻报》报道新政事宜最为得力。维新政变后，《国闻报》在“视死如归”的题目下报道六君子为国捐躯之事后，“奉旨停办”。 维新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学者章太炎，也是从办报而走上社会的。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时加入强学会，1896年到上海，任《时务报》笔政。章太炎在《时务报》所发表的文字，因古雅而被黄遵宪称为“文集之文，非报馆文”。后因政见与康、梁不合，于1897年4月回到杭州，编辑《经世报》，并不断为《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撰文。1898年初应张之洞之邀，到湖北筹办《正学报》。《正学报》最终胎死腹中，章太炎只留下一篇《正学报缘起》。 1898年2月17日，21岁的海宁青年王国维来到《时务报》馆当书记兼校对，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王国维到报馆时，梁启超已辞去主笔。只能拿到12元月薪的王国维，偶遇罗振玉后，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理庶务。《时务报》闭馆后，帮助罗振玉办《农学报》，编译并撰社论，正式走上办报之路。1901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王国维任编辑。《教育世界》是中国较早的教育专业刊物，偏重译述。第68期后，王国维接任主编，王国维任主编的8年间，对办刊投入了巨大精力。其个人的很多重要论文，首发即在《教育世界》。 这是一个不参与办报、不在报刊上刊布文章，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的时代。全社会的知识精英，以及知识精英们的智慧，尽在报刊的平台上显露发布，尽在报刊的空间里碰撞交集，从而构成晚清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报刊承载了传播社会政治信息、生成公共舆论、发表学术创获与文学作品的重任。这是过去未曾有过、后来也不可重复的时代。 这种精彩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中国仍在继续。1898年12月23日，逃往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梁启超《清议报叙例》申明办报宗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1901年12月31日，《清议报》刚出满100期，报馆失火，报纸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再创办《新民丛报》。《新民丛报》的编辑宗旨是“维新吾国，维新吾民”。报纸为半月刊，最高发行量为14000册。1907年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跌至不足3000册时被迫停刊，共出96号。《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开通了西学东来的通道，成为舆论界的骄子。其1901年所写的《自励》诗中“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②的诗句，显示出以著论报国的宏大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