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了一种出版物——《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在第一辑的卷首，刊登了一组总题为“‘十年前瞻’高峰论坛”的笔谈，汇集了当今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21位老、中、青学者的发言稿，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作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反思的代表，也许是合适的。比如詹福瑞有一连串的发问：“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归文学本体？”“我们在对古代文学即所谓的文史哲都在其中的‘泛文学’做研究时，还做不做文学性的研究？文学性的研究还是不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葛晓音也直陈这样的现象：“学者们关注到了很多前人不太注意的材料、作家与文学外围的现象等……但是相对来说反而是主流文学现象的研究突破不大。”也就是说，在文学发展的内因、外因两方面，“目前的倾向是，研究者更偏向于外因”。她同时还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与传统偏见有关，总觉得文学艺术性的研究很难做得深入，好像是软学问，不如文献的整理和考据‘过硬’”。在她看来，“版本和考据工作最终仍是要为解决文学问题服务”，而“文学艺术性的研究需要以读懂文本为基础”。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原本是中文系人的长项，但却如刘宁所说，“研究者有没有深度解读文本的能力”已然成为一个问题。更糟糕的还在于，“现在似乎很多人不太关心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认为有新视角就可以解决问题”。此外，王达敏、李玫等也痛陈“文学研究的空心化问题”以及“选题中相对忽视文学本身的倾向”，与上述学者的看法形成了呼应①。在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的体悟解读，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竟成为横亘在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以上反思代表了古代文学学界对当下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的某种担忧，但较真起来讲，上述意见不应该是文学研究中的老生常谈吗？而当一个老生常谈变成了研究界普遍纠结的问题时，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我们当然可以借用章太炎的一句话为说辞：“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②但实际上，面对某种普遍发生的现象，学者无法以一种知识的傲慢夷然不屑。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与某种“传统偏见”相关，但传统是多元的，有一种传统偏见，往往就会有另一种针对此偏见的传统。又如把文学的艺术性研究看成“软学问”固大谬不然，但这是否也暴露了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弊端。由于缺乏对文学本体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究，“纯文本”研究往往流于印象式批评，即便是被人们视作典范之一的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在敏锐的感觉、精致的表述掩盖下的依然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而考据与辞章、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孰重孰轻、孰高孰低，其争论辩驳也由来已久。不仅中国文学如此，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这些相互冲突的见解也不少见。因此，对上述问题作出清理，以求在一新的起点上明确方向、抖擞精神、重新出发，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 文学研究，首要的和重要的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面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③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中国现代学术中有其传统，置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来看，甚至存在一个悠久的传统。那么，这一传统从何而来，在现代学术中有何种承当，其在今日的意义如何，又该怎样发展，这些便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文学是一个复杂体，当然也就有为了突出文学的某一侧面或层面的理论，这些理论丰富了人们对文学的多样性认识。所以，在研究方法或批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会趋向于“综合”。威尔弗瑞德·古尔林等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指出：“读者在对一部文学作品作出慎重解释的任何一个时刻，他可能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作出反应的……然而，理想的最终反应应该是各种方法的综合与折衷。”又说：“由于文学是人之为人的语言艺术的表达，并具有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丰富、深刻及复杂，因此，文学批评必然是达到那种经验的许多途径的综合……也因此我们需要很多种方法。”④这可以看作欧美批评界的共识。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批评⑤，读者一方面“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对作品产生最初的反应，另一方面，“理想的最终反应”又应该是“各种方法的综合与折衷”。我赞成运用综合的方法对文学进行各种不同方面和层面的批评，但只要是文学研究，首先就应该尊重文学的特性，做到对诗说话，说属于诗的话。有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的立场，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但是以尊重文学特性为出发点应该是“第一义”的和最为根本的。这样的批评实践，不仅在我们现代学术进程中有其传统，而且在中国两千五百年的批评传统中也同样不绝如缕。因此，本文撰述的宗旨，既是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提醒，也是对现代学术中某种传统的接续，同时亦是对中国批评传统的再认识。 一、从一重公案说起：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批判 1978年，钱钟书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应邀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导致了最可注意的两点深刻的变革：“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改变了“在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的状况；“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改变了解放前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具体的理论命题，就是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典型论、反映论以及动机和效果、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等等⑥。可见，钱氏所谓“现代中国”的时间范围是从1949年以后到他演讲的1978年之前。时过境迁，他所描述的两点“深刻变革”的现象，今天也许会换一种概括，就是人文学(不止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以论带(代)史”和理论上的顺应苏联，文中举出的理论命题不出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文学概论”的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学界反思中，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是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体现。当涉及具体人物的具体研究时，钱钟书就没有什么忌讳了，他不客气地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