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通过具有竞争力的移民政策在全球招募人才，同时，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在人才争夺战中扮演重要角色[1]。为了应对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杰出人才的诉求，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人才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对外提升人才吸引力，对内加大人才培养力度。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着眼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为了提升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我国先后推出了多个人才计划项目，各地也因地制宜出台了相应的地方人才计划政策。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加强对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探索影响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为国家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优势积累理论认为，早期资源的获得会促进个体优势的积累，随时间推移资源优势会导致个体间发展的差异[2-3]。Zukerman发现，资源获得情况对个体和组织发展有显著影响，美国六所顶尖大学培养了美国物理和生命科学领域22％的博士，却拥有69％的诺贝尔获奖校友，这样的杰出人才又倾向于回到顶尖高校从事工作[4]。刘少雪等人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汤森路透数据库中的高被引科学家以及中国两院院士成长过程的追溯研究中，也发现科技领军人才成长过程中有明显的优势积累效应，他们的高等教育大多起步于研究型大学，之后又就职于这些大学之中，领军人才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形成一种彼此相依的密切关系[5]。在上述研究中，高等教育经历和早期工作经历均对高端学术人才的成长有积极影响。 高层次人才成长既是优势累积的结果，也有关键事件推动的作用。积极的关键事件在人才成长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学术人才而言，选择实验室和导师、选择研究方向、参加权威学术会议和公开发表论文都是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关键事件是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论文是学者在学术界立足的基础，特别是首篇学术论文有首因效应，在奠定学者的学术形象方面有重要作用。 在高层次人才成长过程中，大体有准备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几个阶段。高层次人才的成熟有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标志，内在成熟的标志是指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外在成熟的标志是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可。对于学者而言，被认可的时候固然会非常喜悦，但最有意义的时光是被认可之前默默奋斗的日子，也就是“蛰伏期”。在本研究中，人才“蛰伏期”指获得最高学位至入选相应高层次人才计划之间的时间段。从快出人才和出好人才的角度来看，人才的蛰伏期越短越好。本研究主要探究高等教育经历、早期工作经历和首篇论文等对高层次学术人才“蛰伏期”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高端人才的成长不仅是国内学者，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内学者对两院院士、杰出青年和长江学者等的研究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关于杰出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个体两个层面，微观个体层面根据表现方式的差异，又细化为内隐因素和外显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Artuc等人认为人才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制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高端智力人才的争夺，根据不同的政策导向，高端人才将选择不同的发展平台和发展路径[6]。同样，William和John通过对美国人才政策和劳动力状况的历史梳理，强调高端人才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教育、就业和移民三种主要政策与人才发展息息相关，政策变化对人才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1]。赵雷等人基于对25位杰出青年的访谈分析，发现在外部因素中，政策影响、经费支持、科研环境为青年创新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物”的支撑，其中又以科研环境的支持最为关键[7]。白春礼等人借助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两院”院士、“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973计划”和“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的成长规律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历史条件对科技人才成长发挥重要作用[8]。 从微观层面内隐因素来看，浦云等人通过对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成长要素的统计分析和博士学位授予前后工作背景的调查发现，自身素质与能力及其努力程度是人才成长的关键[9]。王广民和林泽炎对84名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研究发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深厚的专业积累与稳定的研究方向、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方法和系统思维能力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4个典型特质[10]。金盛华等以72位具有原创性高水平成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人文社会与艺术领域的杰出人士为研究对象，通过回溯研究，发现产出高水平成果的人才具备两种基本心理条件：产生或提出具有突破性创新观念的能力(概念创造力)和将创新概念付诸实施并物化为产品的能力(创造执行力)[11]。赵雷等人在对杰出青年的访谈分析中发现，创造性人格是人才创造力能否实现的基础，创造性人格集内部驱动、坚持不懈和善于合作为一体[1]。白新文和黄真浩对519名百人计划入选者的成长效能进行研究，发现入选者的主动性和归国适应性显著影响其成长效能，且显著强于入选者所获得的组织支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