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一直相伴相随。尽管在人类社会早期，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还不是近现代意义的客观存在，基本上是生产工具改进的附带品和贵族阶层的特权，但至少表现出人类社会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和提高自身素质的追求。在农业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生存压力，科技创新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围绕农学、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工业时代，科技进步主要是满足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问题导向的各种科技发明应运而生。到了知识时代，科技创新更多地与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需要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既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又受到科技创新的启发和激励而更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言自明。历史实践证明，每一次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不仅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会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支撑科技进步的关键。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时期，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率先提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①的概念，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探索打破学科壁垒、消解科技与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径。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围绕“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的诸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本期访谈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聚焦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问题。 彭青龙：感谢丁院士能够在百忙中接受访谈。今天访谈的第一个问题从科学技术谈起。众所周知，“科学”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cientia，德文的wissenschaft与拉丁文的scientia相类似，含义广泛，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我们今天谈论的科学主要是指近现代科学，特别是近现代自然科学。近现代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近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它与希腊文化传统存在怎样的关系？尽管中国很早就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实践，如，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天文学家、占星家石申著述的《石氏星经》记录了121颗恒星位置，它比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星表依巴谷星表还要早100多年，堪称世界上最古的星表。也有令全世界惊叹的“四大发明”，为什么科技革命多出现在西方？为什么中国没有延续“四大发明”的辉煌？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或者知识传统有关系吗？有人说近现代以前的中国只注重形而下的“技术”而不注重形而上的“科学”，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科学和技术是怎样的关系？ 丁奎岭：近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希腊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在希腊文化传统里，哲学与科学是相互融合的，希腊人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孕育了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希腊人具有思辨的理性传统和强调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物理学研究的文化，并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和阿基米德确立的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基本原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古希腊文化中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成就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的基础。可以说，体现希腊文化本质和精华的自由理性精神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不仅带动了科学的进步，而且将这种“哲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向人文科学领域扩展。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科学和文化方面自然有着相当充分的积淀。我们有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然而这些成就并没有引领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更进一步，诞生影响世界的科技革命。几乎所有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奠基者都来自欧洲。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有一定联系。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为之感到骄傲与自豪，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一些偏狭的地方。比如，古代中国重视人伦而相对轻视自然，重视人文而相对轻视科技，重视“道”而轻视“器”，价值观上讲究中庸，而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实证研究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技术而轻科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四大发明的本质还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技术发明创造，并没有上升到抽象科学的层面，就好比师傅带徒弟做工，徒弟亦步亦趋地学习技巧，很少有徒弟会问为什么、去挖掘技术背后的东西。比如，火药的发明源于炼丹，但在古代中国，没有人思考火药和物质的关系，从而探索物质的结构，以及如何产生燃烧和释放能量。后来西方的诺贝尔就这么做了，发明了安全的炸药。诺贝尔最早用的材料叫硝酸甘油。由于硝酸甘油非常不稳定，如何使用是个问题。因此他开始将硝化甘油与某种物质混合，使其可以安全地移动和处理，以此来稳定硝化甘油，后来诺贝尔研究发现了很好的载体，研发出了安全的炸药。有了这样的工具，人类大大提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个发明也为诺贝尔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他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基金奖励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科学家，设立了闻名遐迩的诺贝尔奖。 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在科技成果创造方面成绩斐然，但在“科学”原理方面缺乏深度探索。比如，四大发明的背后蕴含着精深的科学道理，但古人却止步于实用层面的技术发明创造。古代中国在造纸工艺日趋纯熟的同时，却没有人从物质结构角度去思考纸张的形成，去进行深入的归类。实际上，科学和技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分家”。每一次科学上的突破都会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技术变革又为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科学规律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武器。现在物理学家做的很多研究，都需要大型科学装置支撑。没有技术的进步，也很难实现科学认知上的突破。科学上的突破和技术上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割裂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