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20)05-0009-09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全面抗战之初合组而成的一所大学。它既是一所联合大学，又是三所独立大学。校长既是联合大学的校长，又是某一校的校长；院系机构既有隶属于联合大学的，也有不隶属于联合大学的；教师有既属于联合大学又属于某一校的，也有仅属于联合大学的。各种关系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西南联合大学实行的联合与独立并行的办学体制所致。 一、临时捆绑式的办学体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值暑假，北平大部分大学生已经离校。7月9日，教育部在庐山举办全国中等学校校长、训育主任及县教育局局长等千余人参加的教育人员训练班；同时，召开大学校长、教授谈话会，征求对政治和教育诸方面的意见。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校长及三校学者名流都应邀参加蒋介石在庐山举行的各界知名人士关于国是问题的谈话会。7月14日，清华大学潘光旦、沈履急电梅贻琦校长，告知教育部办公处急转的“和平望绝，战机已迫”电文，盼他紧急返校。[1]梅贻琦密电潘光旦，“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2]。梅贻琦所言之“并已有布置”，即三校在会间已经讨论过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暂避北平的方案。迁移之所选在长沙，主要原因是清华大学此前已经在长沙岳麓山建有校舍，且即将竣工，可节省建筑费用。但这只是意向而已，在庐山期间并没有深入讨论实施方案。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月，教育部颁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比较安全的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3]还没有将战区和沦陷区高等学校迁到后方的打算。当月28日，北平沦陷。北京大学等三校在原地办学已经不可能，但直到8月11日，蒋介石还是要求各级学校维持课务，并没有下决心将高等学校迁出；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告知“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特组织筹备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并定于8月19日召开预备会，“届时务希出席为盼”。[4]应当是8月20-27日之间，教育部制定《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①，为应付时局，计划设临时大学1-3所，一所设在长沙，一所设在西安，另一所“地址在选择中”。[5] 临时大学设筹备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秘书主任1人，常务委员3人，分别负责秘书、总务、教务及建筑设备4部事务，由常务委员合组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在《西潮》中记述道，当时他“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6]。长沙临时大学便是教育部计划设立的三所临时大学之一。 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的方案是三位校长到南京和教育部商定后确定的。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分函三校：“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7]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派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胡适、何廉、周炳琳、傅斯年、朱经农、皮宗石、顾毓琇为筹备委员；指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委，杨振声为秘书主任。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第一次筹委会，确定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由常委3人、秘书主任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的体制，由“常委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和设备”[8]。 由于战事不断扩大，长沙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迁往云南昆明办学的命令。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校名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9]名字虽然更换，体制却一以贯之。虽然没有“临时”二字，但学校的“临时”架构没有改变，并没有将三校全部打散实行实质性融合，而是有整合也有保留。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西南联合大学设常委会以及教务、总务和建设三个部处，这便是“联合”。西南联合大学的文、理、法商、工和师范五大学院，除师范学院是云南省要求与西南联合大学合作创办外，都有三校的根底，有的是三校原有学系的“块移”或捆绑，如文学院便是由三校文学院相关学系“合组而成”。[10]其“合组”，并不是整合，各专业、学系各有其主。法商学院设有政治、法律、社会和经济学系·商学系4系。“经济学系·商学系”在联大是一个系，不是两个系，二者性质相近，“按照长沙临时大学建系的原则，两系原应合并，但照顾到南开大学的商学院和商学系的传统特点，南开商学院与北大、清华的法学院合并成为‘法商学院’，商学系仍单独建系”[11]。有的院连一粒“沙子”也没有掺进，整体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如工学院“可以说主要是清华工学院在抗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12]。 之所以采取这一联合与独立并行的办学体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国民政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以为日军发动的是局部战争，且战事不会长久，故教育部将要创办的大学定为“临时”性质，其架构采取简单的捆绑办法，是暂时应对之举，是过渡措施，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恢复原址办学。教育部曾坦言：“……其后决定长期抗战，战区日益扩大，中央遂成立正式机构。”[13]难怪三校在联合之初就都想着“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14]。第二，战局恶化急速，来不及精心策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月28日北平陷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无法运出，但清华大学战前在汉口寄存有部分图书仪器，并有南开大学抢运出的部分校产。将三校捆绑起来实行联合与独立并行体制，有利于极度匮乏的办学资源得到高效利用。第三，战时教育经费紧张，政府无力大兴土木，将三校捆绑成一校可节省建校和教学仪器设备费用。而三校旧生合计仅1120人，其中清华大学631人，北京大学342人，南开大学147人，[15]实在没有必要让三校独立门户，分灶吃饭。即使达1500人“左右之数”，[16]也没有什么问题。第四，教育部成立临时大学的初衷是为使“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17]。其要求不高，只要教师们不致因战争而失业，大学生能够赓续学业，学校能够培养些专门人才就可以了。第五，教育部采取捆绑方式将三校联合到一起，可以达成省时省力的效果。客观上不允许教育部有太长的时间讨论如何联合，也不可能花费力气使三校深度融合，只要求很快就开学上课即可。但战局却没有按教育部设计的路数发展，战争时间拉长，战区扩大，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迁往昆明，“临时”已经是不可能了，不得不做长远打算。但教育部对长沙临时大学的联合与独立并行的“临时”体制，却因教育头绪万端无暇进行整合。第六，实行捆绑式联合，还有一个难言之隐。三校是北方高校“三巨头”，由谁牵头组合都不合适，不如先不分孰重孰轻谁主谁次，捆绑到一起，三校长“平起平坐”反倒相安无事。愈模糊愈实用，愈精细愈易生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