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0)03-0100-10 西南联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以至于今日我们对它的认识陷入种种迷思之中，而难得其真相。①作为唯一坚持下来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因其合作精神而广受赞誉，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特别强调，“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既往学界的研究大多从联合办学成功的角度立论和阐述，侧重于联大“合作”与“同”的一面，实际上各校在联大体制下处境有不小的差异，相互间的合作也并非无间。②战时联合办学固然有其必要性，合作在联大历史上也是主流，但基于“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事后认知，其实遮蔽了合作的主调之下并非“无间”的低音。从北大主事者笔下反复出现的“牺牲”二字即可见“联合”可能并非“相得益彰”。本文尝试利用时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个人文件，辅以档案资料，重新梳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分合之争，从中透视西南联大成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北大在其中的真实处境。 一、以清华为主导的联合办学格局 1937年7月，平津沦陷，北方各大学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于长沙联合筹设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于11月1日筹备就绪。理、法商、工三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在南岳圣经学校分校上课。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临大乃决定西迁入滇。部分师生步行，于1938年2月20日离长沙，4月28日到昆明。4月2日，临大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5月4日恢复上课。[2] 战时联合办学主要是出于节约经费、提高效率的考虑。据联大经济系教授赵乃抟回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各有自己的传统和校风，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三个学校从华北向后方迁移，从长沙辗转到了昆明。各个学校的图书和教学设备损失很大，单独继续开学都有困难。为了办好学校，给国家培养急需人才，支持抗战，只有三个学校联合起来。”[3]另据《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书》，“关于院系之设置：院系设置自始即用归并办法。凡属三校共有者，固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者，亦予归并。意在节省开支，提高教育效率”[4]。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联大的提议，是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提出的。[5]主张联合办学的倡议者基本是北大派的核心人物(但不是校长蒋梦麟)③，但联大实际办理后，主事的却是清华系统的。由三校校长组成的联大常委会，在抗战时期长期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冯友兰曾撰文回忆联大的合作方式，称“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6]。冯友兰的回忆提示我们，联大的合作并非完全对等的，联大的班底是清华的，内部治理也由清华主导。 长沙临时大学筹备之初，教育部指定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北大教授杨振声为秘书主任。1937年8月29日，教育部长王世杰致电临大，“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在使常委会议之决议对内对外随时有人执行，不必遇事临时推人。此为合议制度应有之办法，否则将缺乏灵活与统一。兹拟请诸兄互推一人，以便照章指定。如虞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亦可”[7]。8月30日，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商量临大筹备事，提到蒋梦麟“一时不能来湘与两公共同努力，他甚以为憾事。……此时所应做的事甚多，他全权委托樊逵羽兄来湘代劳”。樊际昌于8月30日赴湘，同行的还有叶公超、梁实秋、曾昭抡，分别代表北大三院。同时蒋梦麟提议，“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胡适和周炳琳均表示同意，“决定推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推行”。[8]胡适原本作为北大的中心人物及联合办学的提议者，应该负责筹划，但因被政府派往海外争取援助而未能至。 1937年9月16日，联大第一次常委会召开，梅贻琦为主席，蒋梦麟、张伯苓均未到，分别由樊际昌、黄钰生代替参会。9月28日，联大第二次常委会，梅贻琦、张伯苓、蒋梦麟三人全部出席。从1937年10月13日第十次常委会开始，张伯苓即不再出席，全部事宜由黄钰生负责。此后张伯苓常驻重庆，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兼理南渝中学，大学事务委诸秘书长黄钰生代理。联大初期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蒋梦麟负责对外，梅贻琦负责对内。随着联大办学逐渐步入正轨，对外事务渐少，蒋梦麟也开始赋闲，即使在昆明，也不实际负责联大日常事务。钱端升对两校长的闲与忙，曾有描述：“同是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