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责与回应：中国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历史性崛起。但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整体实力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且制度模式的国际影响力较小，缺乏可信的战略盟友和伙伴，因而难以撼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①在这种结构性演变的背景下，中美势必产生更多的竞争性互动，甚至在一些领域爆发相对激烈的冲突。近年来，尤其是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这一趋势在经贸、安全、国际规范、意识形态和国际治理等众多领域均有所体现。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任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称美国“需要应对全球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断言中国正携手俄罗斯欲共同“破坏自由和公平的贸易，谋求军力增长，提高自身的全球影响力从而挑战美国的权力，意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形塑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② 美国何以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官方和一些政策研究者列举出种种所谓证据，力图证明中国正利用各种手段谋求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威胁”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在经贸方面，美国不断批评中国破坏全球经贸秩序，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早在2015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就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进行间谍活动，违反规则”。③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运用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非经济措施、国内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获得竞争优势。④2018年，美国连续发布多份报告，指责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并将此作为对华实施单边加征贸易关税措施的重要理由。⑤2019年9月24日，在第7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特朗普强调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壁垒、国家补贴、货币操纵”等“违规”现象，并将工作岗位流失、工厂倒闭等美国国内问题归咎于所谓的中国破坏国际经贸规则。⑥ 在安全领域，美国声称中国通过军事手段破坏国际稳定甚至危害和平。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指责中国在安全领域言行不一，称中国虽然宣示无意将南海地区军事化，但部署军事基地、增加军费开支等行为增加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风险。⑦2019年年初，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在军事领域一系列行动的后果“使(中国)由和平转向战争更加便利化”。⑧2019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中国在北极圈内的活动有军事意图，警告国际社会应共同关注。⑨同年5月，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指责中国违反国际公约、进行核武器试验，预言中国未来十年内的核武库将实现倍增。⑩ 在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等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力度。在《2018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内政多有无端指责。(11)2018年5月，中国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站和宣传材料中有关港澳台地区的标注，美驻华使馆妄言“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压制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向美国人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方输出审查制度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制”。(12)2018年12月，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一直违反WTO的规则，违反相关国际协定，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提升表达不满。(13)2019年8月，针对中国媒体报道“美驻港领事官员会见香港分裂分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泄露美外交官私人信息完全不可接受，只有‘野蛮政权’和不负责任的国家才会这样做”。(14) 总之，近年来，美官方在国内外众多场合从经贸、安全、内政和国际规范等各个方面指责中国为“破坏者”和“挑战者”，严重侵蚀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毫不犹豫地给中国扣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帽子。(15) 实力迅速上升的中国究竟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加里·克林特沃斯(Gary Klintworth)撰文指出，中国在东亚10+3多边框架下通过贸易、投资和科教交流稳定地谋求影响力而非以军事手段改变现状，“中国威胁论”并不成立。(16)拉菲尔·布艾诺(Rafael Bueno)和乔纳森·斯托理(Jonathan Story)据此进一步预测，中国会密切融入国际体系而非试图采取对抗行为来改变国际体系。(17)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根据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的参与度、国际规范的遵守度、针对国际规则的行为、改变权力分配的偏好和改变权力分配的行为五个指标，对中国的行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检验，结论是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国家”，相反，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18)梁巍讨论了全球化与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全球化对于国家的外交行为具有塑造性影响，中国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外交偏好和行为也必然受到全球化的激励和限制，这决定了中国会成为新的“现状国家”。(19) 也有学者从外交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外交行为。斯科特·卡斯特纳(Scott L.Kastner)和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C.Saunders)采用中国政府的高层出访作为测量指标，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整体上符合“现状国家”的标准。(20)冯惠云则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进行了操作性研究，以考察政治理念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相比经历过战争的领导人，和平年代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具有更强烈的防御性特征，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倾向于成为满意的“现状国家”而非心怀不满的“革命者”。(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