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机下的国际合作与外交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在全球范围内渐次爆发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快速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将引发冷战结束以来“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系列国际危机的叠加，增强人类整体性危机意识，重塑国际关系与国际伦理秩序，并对国际合作与外交的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COVID-19全球流行的大危机特征及其国际影响

      本文中提到的大危机概念，不是宽泛的历史学、经济学或军事学概念，而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是国际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国际政治社会学概念。

      (一)大危机的定义、特征及其历史规律

      在国际社会或世界体系的发展初期，虽然不乏国家间危机，但是由于国际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进入不了国际社会的视野，全球化、国际政治社会化波及面不大，国际危机往往集中在少数资本主义大国。20世纪之后，随着世界性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际社会从欧洲社会向全球扩展，全球性危机出现、全球治理兴起。大危机是指全球治理条件下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全局并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社会危机。

      大危机是与全球治理相联系的重大国际危机，但并非所有全球治理条件下的国际危机都是大危机。一般的国际危机要演变成大危机，要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危害性，危机如不迅速加以控制，人类社会将陷入停滞或者世界性冲突的边缘；二是全球性，危机波及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国，特别是对主要大国及其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三是多维性，危机从一个领域很快扩展至其他领域，引发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诸方面的联动效应；四是产生巨大的一致性管控需求，即大危机对国际社会团结、世界秩序主导国责任等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五是引发国际体系和外交模式变革，危机暴露了国际体系的重大缺陷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国际社会进行集体的政治反思、行为规范和制度调整，成功的国际危机管理将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如果全球治理可以从1919年算起的话②，那么在100多年中，全球治理史上的以下重大国际危机及其共同治理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进步，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以及紧跟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③、20世纪60年代初的古巴导弹危机以及世界性核竞赛、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21世纪初国际恐怖主义攻击，以及当前肆虐全球的COVID-19大流行。

      以上五场危机，都具有危害性、全球性、多维性、管控一致性和体系及外交变革性等特点。上述危机受到国际格局、国际互动、全球治理主角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的侧重，反映了国际关系发展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五场危机都有危害性，但危害对象的侧重点从国家向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和个人转化，这体现了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多元化趋势；五场危机都具有全球性，但影响范围从西方发达国家扩至东西方大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地位的上升；五场危机都具有多维性，但政治经济向社会文化领域交融度增加，传统安全逐步让位于非传统安全，整体性危机随着世界交往的加大而逐渐显著；五场危机管控均有大国参与，但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和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二十国集团(G20)、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组织化的历史潮流有关，也进一步说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组织权威治理不断增强；五场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影响并形塑大国外交，均势外交、硬实力外交、单边主义等外交走下坡路，而软实力外交、多边主义外交日益增多，制度外交、伙伴外交、以扶助为特征的新伙伴外交逐渐成为新的外交模式。这是由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国际大势和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决定的。基辛格承认，危机与挑战成了一个治理问题，突破全球政治进程的障碍才能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④危机及其克服是国际政治在风险中前进的基本路径。大危机暴露了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一体性联系和“共同脆弱性”，迫使人类以国家、民族或国际组织等形式进行观念、制度和政治反思，采取国际团结的形式变革世界秩序、调配世界资源、创新合作模式、克制外交行为、扶助弱势群体。

      (二)COVID-19大流行的大危机特征

      COVID-19的危害性相当明确。首先，经济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引发世界经济危机。根据IMF的预测，全球经济将萎缩3%，严重情况甚于2009年。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19个国家将萎缩7.5%，日本经济将萎缩5.2%，英国经济将萎缩6.5%，意大利经济将萎缩9.1%。全球贸易将下降11%。总之，将构成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⑤其次，社会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引发人类交往的困难和交往方式的调整，并由此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社区封闭、城市封闭、民众社会交往受限将引发较大范围和一定时期的心理疾病、国际认知差距和国际形象判定困难，增加了国际误解和世界舆论不确定性，国际政治常识将经受考验。第三，军事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直接导致国家间对于粮食、能源、资源和安全等问题的恐慌，引发军备竞赛，在军事外交减少和军事透明度降低等因素影响下，甚至可能因边界问题、贸易问题、难民问题、能源问题等而引发战略竞争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第四，政治方面，COVID-19大流行将不可避免地助长政治保守主义，推进民粹主义极端化，如果不加以共同防范，以国家和种族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以霸权和资本统治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和以特定群体政治利益极端化为特征的国际恐怖主义等政治瘟疫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疫情的全球性十分明显。其影响的速度和范围超出了以往各场大危机。波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造成了普遍的冲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构成了威胁。疫情不仅对各国民众的卫生健康和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很快影响了生产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导致了政治化倾向，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大国关系日趋紧张化，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安全困境”的逻辑抬头，国际政治基本价值面临挑战，已有秩序与价值被重新评估和定义。

      表1 1929年以来的五次大危机及其特征

危机事件	危害性	全球性	多维性	管控一致性	体系与外交变革
1929-1933年大萧条	工业生产下降40%以上；1932年全世界失业人口达3000万人。	涉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危机迅速转化为战争债务危机、金融集团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形成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	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召开，讨论疏通国际贸易渠道和稳定金融。	国际金本位体系瓦解；美苏建交；共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筹建联合国体制。
古巴导弹危机	将冷战对峙推到了核大战边缘，对美苏关系、中苏关系和法美关系等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间接引发了核竞赛。	牵动了冷战中各国神经，两大阵营深受影响。	导弹部署事件，导致冷战升级为热战的危险和核战争危机，最后导致两大阵营的政治分化。	美苏合作于1963年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禁止把核武器送入地球轨道、防止核扩散等系列协议。	两大阵营加剧分化；美苏各自调整外交政策，采取缓和外交，谋求共同治理世界。
“石油危机”	产油国掀起“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风暴”，英、日、美等国只好实施紧急状态或措施。	产油国、工业国和第三世界牵涉其中，波及全世界。	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相交叉，西方经济危机提前到来。	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讨论了原料、发展和秩序变革等问题。西方创设七国集团及其峰会制度应对“石油危机”。	第三世界崛起；“南北对话”兴起；牙买加体系建立；多极化加速；多边外交地位上升。
国际恐怖主义泛滥	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标志，引发国际恐怖主义泛滥。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恐怖主义攻击。	恐怖主义与政治分离主义、政治极端主义相结合，从政治领域向军事领域和宗教文化领域扩展。	联大和安理会(以下简称“UNSC”)多次通过决议公约呼吁全球合作，援助发展中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G20机制完善；UN实施“千年计划”扶助发展中国家；各大国关注对非西方国家的援助。
COVID-19大流行	截至2020年4月底，全球感染COVID-19的人数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影响，美欧受影响最为严重。	从公共卫生事件发展为世界经济衰退，引发了美国“甩锅”和新的中美冲突，以及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等。	WHO、UNSC、G20等密切协调，指导各国抗疫；中、德、英、沙等国维护WHO权威，守望相助。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速；中、英、德、沙和WHO、IMF、G20等重视扶助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