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韦勒克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说：“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dulce)和‘有用’(utile)，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这两个形容词，如果单独采用其中任何一个，就诗的作用而言，都要代表一种趋向极端的错误观念。……如果说诗是‘游戏’，是直觉的乐趣，我们觉得抹杀了艺术家运思和锤炼的苦心，也无视诗歌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可是，如果说诗是‘劳动’或‘技艺’，又有侵犯诗的愉悦功能及康德所谓的‘无目的性’之嫌。我们在谈论艺术的作用时，必须同时尊重‘甜美’和‘有用’这两方面的要求。”①“甜美”当然是指艺术作品所能给予的非功利的快感，而它的“有用”则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未必非要强加给人以道德教训，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与知觉严肃性(seriousness of perception)不可分割的审美严肃性(aesthetic seriousness)。 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察，古典文论中“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论说与民族国家想象相结合，形成了“感时忧国”的“有用”传统，尽管并不排斥形式创造与美学探索，但“为人生”的现实感很大程度地挤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甜美”一面。80年代中期之后，经过现代主义理论与技法的反拨，并以朦胧诗与先锋小说作为范例，文学的认知与评判标准逐渐形成了一种“纯文学”话语，“有用”被视为文学的工具化，进而遭到摒弃。这固然有着塑造文学主体性的意味，却也潜藏着自我边缘化的危险。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认知依然处于此种典律之中，外部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分瞩目于超功利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个人化与拒绝交流，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时代的文学场域和文学观念的变局，思考审美与功能之间平衡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脱离文学的现场，否则我们的探讨就可能沦为某种哲学观念或者社会科学思想的注释。但是，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写作都会受制于该时代最主流的文学观念制约，很难产生突破性的理论认知。阿来的新作《云中记》倒是为数不多具备可讨论性质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与他此前获得盛名的《尘埃落定》及后来一系列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不太一样，虽然那些前作也滋养了这个作品，但《尘埃落定》其实可以视作新历史主义小说在民族边地题材上的成功，并且应和了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潮。而阿来的长篇小说系列《机村史诗(六部曲)》则重复了“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窠臼，《瞻对》《大地的阶梯》等非虚构作品也没有提供观念上的刺激。近年来，经过《蘑菇圈》《三棵虫草》《河上柏影》等中篇的积淀，《云中记》是在语言与技法上臻于圆熟，而在理念上又有着新质的作品。它在发表后短短时间里陆续登上各类专业文学排行榜榜首，并且获得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云中记》的情节并不复杂，写的是汶川地震五周年时，幸存者阿巴因为内心难以平息的执念，从政府安置的移民村中回到已经沦为废墟的家乡云中村，为那些受难者进行祭奠。尽管云中村废墟注定要在不久到来的山体滑坡中消失，但是因为阿巴是一位乡村祭师，也即小说中自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自觉有着这样的义务回去，并陪同云中村一起消失于江河。因此，从题材说，它是一部以记忆书写并安抚创伤的小说。 文学史中关于创伤的书写有很多主题，比如工业化对农耕文明的伤害，是现代性冲突的基本母题之一，它们化身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模式中持久地延续在中外文学的书写之中；或者战争和极端政治对于日常生活与人性常态的破坏，比如二战题材中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写，又比如体现在反乌托邦作品中的专制与规训的梦魇；或者性别差异和父权制所带来的家庭、情感与两性关系中的伤害，它们通常与主流文化对边缘群体的压抑形成同构。从这些创伤书写可以看到创伤之于人，呈现出两副面孔：人祸与天灾。所谓人祸是权力的肆虐或者他人的暴力，这是政治性、社会性与文化性的苦难；而天灾则是非人力造成的自然性灾难。苦难与灾难表面上相似，彼此之间也能够相互转化，甚至可能纠结在一起，但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苦难有着可以明确指认的施害者，会联结起忏悔与控诉，常常会关联起弗洛伊德式的情绪释放、痛苦缓解，以及弥赛亚式的精神救赎；但不可抗力造成的灾祸却是无意义的，惶恐、埋怨、指责都没有可以明确指向的对象，如果非要指认，那就是“自然”或者“命运”，它们无法归因与批判，最终需要创伤主体的自我阐释和自我治疗。 《云中记》中人们的创伤正是来自大自然的地震，这个灾难跟战争、政治、性别、工业化等原因引起的后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后者的各种创伤都有价值观或者文化形式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悲剧，而自然灾害中的创伤则是无因的惨事。地震所造成的无数生命的突然丧失、大量财物的毁坏与损失、普遍的精神与心理伤害，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文本中都是无妄之灾——无偏差对象的灾难可以找到它的物理、地理，乃至化学成因，但是却没法赋予它一个关乎情感与人性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匮乏带来了书写的难度，也就是说它所带来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发现在人类文学史上，关于自然灾难的书写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无法与书写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人为灾难相比。② 创伤书写与记忆的回溯密不可分，正是追忆创伤的场景使之带有了“见证”的意味，但它很容易陷入到涕泪涟涟的诉苦、抱怨与指责中。文学史上的“遗民书写”形成过悠久的传统，在当代文学早期的阶级斗争叙事中往往表现为从文人创作到民间叙事中的忆苦思甜，诉苦成为一种积极的进攻与破坏，其问题在于无法生产出价值，所以必须与“思甜”结合起来。但单向度的诉苦模式在新时期之后迅速地被“伤痕文学”回收、摹仿并成为1970年代最后两年潮流性的叙事。它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将自身摘出去，苦难经历者置身于一个假定的认知与道德高位，而事实上很大程度上陷入到自我沉溺与自我标榜，不仅无补于对过去事件的认识与理解，从而获得洞见，更无助于未来道路的认识、规划与选择。这种翻旧账式的反向逻辑，除了重现已然成为陈迹的过去，并没有提供价值，或者仅仅是粗暴地站在过去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其思维和行动是将历史作为垃圾场，翻检垃圾只是为了暴露垃圾自身的丑陋。苦难与创伤也许将曾经的过去变成废墟，但废墟中未尝不包含可回收利用的经验教训。这是苦难创伤书写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