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显学。但是，不同历史时段对现实主义讨论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增容”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丰富的过程，这是现实主义有巨大生命力的基础。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是自明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围绕《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展开的文学批评实践，深刻而清晰地折射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内在建构的路径及冲突。 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是“题材”的转换，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转向农村题材小说，这种转折回应了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对现代乡土小说的检讨——“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①茅盾检讨中的臧否已经预示了“未来”农村小说的规范与尺度：以阶级斗争取代乡土伦理，以发展性的“内视角”代替批判性的“外视角”。在这种视域下，柳青的《创业史》被认为是体现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高水平的作品之一，而围绕小说展开的各种批评与争论也呈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方式。 《创业史》于1959年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期间，周扬、茅盾等人对小说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也带给柳青个人极大的声誉。②在此后的三四年里，关于《创业史》的评论文章常见于全国最重要的政府机关报、主要学术刊物，全国多地组织召开座谈会。当时对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史诗性”；二是人物的塑造。 冯牧是比较早对《创业史》做出评价的重要批评家，他认为小说“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小说主人公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是“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③可以说，冯牧的批评为以后《创业史》评价定下了基调：主题的深刻、内容的广阔、人物的先进性，这些也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一直提倡的“史诗性”美学风格，反映了对“本质化”的高度追求。姚文元在此基础上对作品做了更为“革命化”的阐释，“一、作品正确地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揭露了这种矛盾的实质，指出斗争的发展前途，并且用革命的理想照亮了这种前途。二、作者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热烈歌颂了一定历史时期内新的阶级、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批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阶级、反动人物、反动思想，并且真实地表现了新生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④“阶级斗争”“阶级立场”“革命理想”，一系列带有强烈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构成了姚文的语言风格，一连串的新旧对比：新阶级/旧阶级、新人物/旧人物、新思想反动思想、新事物/旧事物，是对《讲话》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的延续，也是当时文艺批评判断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主题的深刻、内容的广阔上，评论家们几乎没有异议，即便是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坚持己见的严家炎也对此并无异议，小说具有“阶级关系整体性上的深刻性”。在诸多评论家称赞《创业史》是一部史诗性作品的同时，直接以“史诗”命名，做出阐释的却不多。任文轩直接用“史诗”来称呼《创业史》，并从题材、人物、结构、创作方法，甚至名字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史诗”就是主题的深刻、人物的生动、结构的宏阔，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业史》完全具备了这些方面的特质。史诗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建构，关涉到对民族本质的确认，黑格尔对“史诗”的经典阐述也是在这个维度上展开的。⑤十七年文学批评对《创业史》“史诗性”的评价，一方面延续了中国文学对“史传”传统的倚重，文学叙事对“历史”的“塑造”往往具有更感性、更真实的感染力与可信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同样有效；另一方面，既然小说选择的对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的历史问题⑥，那么也就没有比“史诗”更合适的评价了。 《创业史》收获一系列赞誉的另一个依据是人物形象的鲜明，尤其是对“新人”的塑造。但是争议也出现于此。在小说发表之初，评论普遍高度赞扬了对“新人”梁生宝的成功刻画，“《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对于读者最富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应当说首先是那些正面人物的形象，或者说，首先是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的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⑦姚文元延续了政治性话语的风格，将梁生宝与阿Q相提并论，上升到人物典型的高度，把他们分别看成不同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人物，认为：“阿Q、朱老忠和梁生宝这几个形象，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所概括的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是最丰富、最深刻的，在领导问题、道路问题上，他们的时代特点最为鲜明。”⑧可见，对“新人”的评价是建立在人物所体现的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而不是艺术表现力。 塑造“新人”是当代文艺的一个核心命题。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专门论述“新的人物”一节，“新的人物”在这里被解释为“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年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雄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服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⑨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再次提到：“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⑩而为周扬的阐述提供思想依据的是毛泽东批评《武训传》的一段话：“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11) 在上述阐释中，人物塑造已经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新人”承载着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期待，并通过艺术形象完成教育民众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周扬如此重视“新人”塑造的原因。评论界对梁生宝的高度赞扬也正是看中了人物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契合。尽管如此，在赞誉声中依然掺杂了不一样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