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转”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关键词，雏现于1984年底、形成于1985并于1986年正式提出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①，作为“对一种文学现象的归纳与概括”②和对198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状况的直觉感悟，令兼具主体与本体双重维度的“向内转”③，成为了准确描述新时期前十年文学创作重要特征的一个关键词，而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与争鸣也从19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沉淀，“向内转”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批评术语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文学史、思潮史与学术史叙述中。追根溯源，“向内转”与“现代派”的理论渊源颇深。从根本上来说，“向内转”本就是艾德尔用于描述19到20世纪西方文学“现代”转向的术语，而鲁枢元用以描述和界定“向内转”的核心词汇“主观性”与“内向性”也正是来自于袁可嘉的“现代派”研究。由于“向内转”与以“意识流”为代表的“现代派”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派”文艺与“现代派”文论就成为鲁枢元论证西方文学“向内转”的主要论据。而且，与本用于表述19-20世纪文学“现代”转向的“向内转”相比，鲁枢元的“向内转”显然并不局限于“现代派”，在鲁枢元看来，“现代派”虽是西方文艺“向内转”的先锋代表，但是现实主义创作也发生了“向内转”。鲁枢元不但“误读”并挪用了袁可嘉的“心理现实主义”，还明确将“现实主义”的向内转也包纳进“向内转”的应有之义，“向内转”对现实主义的纳入，既是鲁枢元“向内转”与艾德尔“向内转”的重要区别，也是1980年代批评语境中，“向内转”论所采取的重要批评策略。 一、“向内转”：19-20世纪西方文学的“现代”转向 鲁枢元的“向内转”术语直接来自于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上的‘向内转’运动在其最初的阶段中并没有怎么得益于精神分析学。与其说它是弗洛伊德学说发展和影响的产物，不如说两者是并驾齐驱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学和心理学日益抹去了它们之间的疆界，精神分析学则开始直接结出了文学创作的累累硕果”④。这里里恩·艾德尔所说的，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人的深层意识探究相“并驾齐驱”的，是“完全在文学的领域内由所谓‘意识流’或者‘内心独白’作家们进行的类似探索”，这种“内视”小说或主观意识小说代表了小说叙事技巧的“异乎寻常的革命”⑤。里恩·艾德尔在《文学与心理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梳理19-20世纪西方文学的“向内转”运动，其对文学“向内转”的关注重点是“从内部”讲故事的表现人的主观心理世界的小说。若对西方文学史略有了解，则会发现，里恩·艾德尔的“向内转”主线，即从杜雅尔丹的《月桂被砍倒了》，到亨利·詹姆斯、道罗茜·理查逊以及普鲁斯特的主观小说，再到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小说和奥尼尔的戏剧，以及托马斯·曼“脱胎于精神分析运动”的作品和卡夫卡“把主观意识材料作纯客观的处理”⑥的白日梦魇，正与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一脉颇为重合。而里恩·艾德尔所论及的柏格森的时间哲学、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瓦格纳的主题歌剧以及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也正是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主要哲学基础与精神渊源。因此，虽然里恩·艾德尔撰写《文学与心理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对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影响，但客观上来说，其行文中所论及的19-20世纪文学的“向内转”主要是指以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的深层意识世界的探索与表现。 作为新时期“向内转”术语的“首义者”⑦，鲁枢元显然也注意到了19-20世纪的西方文学转向，他在《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以及《文艺心理阐释》等著作中引用了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的观点，来阐述新旧世纪的不同：“二十世纪的开始，不仅标志着新旧世纪的更替，更标志着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也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首先反映在科学方面，很可能还同时引起了十九世纪文艺与二十世纪文艺之间显著的脱节”⑧。鲁枢元所引用的观点出自诺伯特·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的序言《一个偶然性的宇宙观念》。不同于鲁枢元将世纪之交新旧科学的断裂定位于“牛顿与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⑨之间，诺伯特·维纳在谈及物理学界的变革时，更注重吉布斯(Gibbs)的贡献，传统的牛顿物理学在20世纪失去了统治地位，因为“物理学的实用部分都不能不考虑到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而吉布斯的功绩就在于“他首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科学方法来考察这种偶然性”⑩。因此，诺伯特·维纳认为，必须把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爱因斯坦、海森堡或普朗克。更值得注意的是，诺伯特·维纳将吉布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即物理学不再去探求总是会发生的事情，而是去探求将以绝对优势几率而发生的事情，与弗洛伊德理论相提并论：“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这在某一方面讲来，和弗洛依德(Freud)之承认人类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成分，是并行不悖的”(11)。诺伯特·维纳甚至将吉布斯、弗洛伊德以及现代几率论创始者们归为一类，把他们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诺伯特·维纳的观点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除了鲁枢元对“脱节”说的认可，吴秉杰更是将现代主义文艺与20世纪科学革命直接挂钩：“现代主义的文艺产生，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20世纪科学的发展催熟了它”，“科学对于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认识及概率统计规律的发现，影响了文艺对于表现明晰的生活现象及明晰地表现生活现象的反映”(12)。而鲁枢元则更进一步，将“脱节”界定于向“内宇宙”探索的“向内转”倾向，为此，他不惜以海森伯的观点，来阐述新旧物理学分歧的哲学意义：“在牛顿的物理学框架中，我们很难找一个地方来安排人自身的位置，人的精神和人的观念只能仅仅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面机械的镜子被纳入总的图景，新的物理学学说，将顾及到人的生命、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将人与自然沟通起来”，因此，鲁枢元得出结论：“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到玻尔、海森伯，物理已经由纯粹的物涉近与物相关的人，从绝对的向外物的拓展转为兼顾对人的内部世界的关注”(13)。相对应的，文学艺术方面的“脱节”，即文艺的“向内转”倾向就是“文学艺术由表现外部世界、外部社会生活的真实，转而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内部心理的真实”(14)。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鲁枢元的个人观点，布雷德伯里用文化地震学来衡量二十世纪的新变时，也曾将19-20世纪的“脱节”与“内向性”挂起钩来。布雷德伯里将二十世纪的文艺转折归类于“第三种灾变性的大动乱”，即“剧烈的脱节”(15)，并将现代主义的定义基础界定为“朝着深奥微妙和独特风格发展的倾向，朝着内向性、技巧表现、内心自我怀疑发展的倾向”(16)。可见，在布雷德伯里这里，“内向性”倾向是19-20世纪文艺“脱节”的重要表现。客观上来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在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时代，文学主张客观性，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也要以科学为依据，但是19-20的世纪之交，“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和科学表述知识的方式都在发生剧变”(17)，从1870年至1920年期间，科学理论思想与心灵研究密切相关，唯物论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深刻挑战，而唯灵论则对现代主义作家，如亨利·詹姆斯、艾略特、庞德、乔伊斯、伍尔夫以及劳伦斯等，都产生了影响(18)，对心灵与精神的探索遂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