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是现代文化史上知名出版家、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一度被誉为“文坛孟尝君”，而林语堂则更为著名，向以“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成绩令人瞩目。二人在1930年代的结交、合作和疏离，对彼时文学生产、文学思潮及文坛结构等都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以《论语》《人间世》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为研究对象，在多方查阅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还原二人交往始末。 一、林语堂为何离开《论语》？ 关于林语堂和邵洵美的结识，目前最早的证据是有关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发起人会的材料。据陈子善先生考证，1930年5月12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举行了首次发起人会议，④《申报》对这次会议做了报道： 蔡孑民、胡适、叶玉虎、杨杏佛、谢寿康、徐志摩、林语堂、邵洵美、郑振铎、郭有守、唐腴庐、戈公振等君，昨在华安大厦开笔社发起人会，缘发起人中人，多数系海外笔会会员，故在国内亦拟有此组织。席间，由胡适之博士说明发起经过，次通过章程，会址暂设亚尔培路二百零三号，《缘起》由徐志摩君拟就。⑤ 林语堂与邵洵美的名字并列出现，可知两人最晚在1930年5月12日结识。这次会议后，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于当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悉数到场，邵洵美被推为理事兼会计，林语堂是普通会员。⑥ 笔会成立后，曾举行多次活动。来看胡适日记里对笔会的记录：“1931年1月11日：一点到笔会的宴会，见着戈公振、蔡先生、洵美、亮功、寿椿、振铎、赵景深、张资平、盛成、虞岫云女士，杨皙子先生等人。”⑦林语堂自1917年便与胡适结识，此时期两人同在上海，公事之余，二人私人交往颇多，1930年2月，林语堂参加了胡适组织的“平社”聚餐后，两人交往更趋频繁，林语堂日记便多次记载了与胡适来往的诸项事宜。⑧在1931年1月的这次笔会宴请中，胡适列举的“省略号前”的名单中没有林语堂，依照两人的熟悉程度，此处未提名，基本可以判断，林语堂没有参加这次笔会聚餐。 曾今可《新时代》月刊上对笔会亦多有报道，第1卷第2期《文坛消息》一栏有“笔会改选理事”一条新闻： 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于八月九日在北京路邓脱摩西餐馆开会，计到会员徐志摩，邵洵美，戈公振，罗隆基，曾今可，曾虚白，孟寿椿，孙大雨，毛壮候，王景歧，梁得所，孙席珍，赵景深，郑振铎，及应王二女士等。改选理事当选者为邵洵美，郑振铎，孟寿椿三君。⑨ 此次笔会于1931年8月9日召开，也没有提及林语堂。第2卷第1期《文坛消息》也有“笔会近讯”一条新闻，内容如下： 日前笔会假Dinty Mooer's开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常会，计到邵洵美，曾今可，李青崖，崔万秋，曾虚白，戈公振，梁得所，傅彦长，孟寿椿，高新亚，傅子东，全增嘏，张若谷，史彬生，应蕙德女士等十余人。关于一九三二年的会务多所讨论，将设笔会文学奖金，出版年刊，欢迎新会员等。是日新加入会员二人：崔万秋，为曾今可，曾虚白二人介绍；应蕙德女士，为章士钊，邵洵美二人介绍。⑩ 此处仍然没有提及林语堂。从诸多材料中，可以看出，笔会成立后，邵洵美对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各种文献记载中都可见他的身影，而林语堂则参加不多。目前可以确信的是，林语堂参加了笔会首次活动，即青年作家盛成的归国欢迎会。(11)以上就是林语堂和邵洵美早年的结识和交往情况。 1932年7月2日，傅彦长日记有一个邵洵美和林语堂同席的记录：“午时起身，午膳后自家外出，时三点多钟。到再生时代。遇林玉堂、全增嘏、储安平、郁达夫、孙福熙、邵洵美、章克标、张振宇等。”(12)此处“林玉堂”即“林语堂”。不难发现，这份名单上的文化人几乎全是两个月后《论语》杂志创刊时列出的“长期撰稿员”，想来这次集会是讨论《论语》创刊筹备事宜的。关于《论语》的筹备情况，林达祖曾有记叙：“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李青崖、沈有乾、全增嘏、章克标、张光宇、张正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13)林达祖是《论语》杂志的后期编辑，没有经历创刊期，这番记叙可能是听邵洵美或其他同人转述。由以上两个材料，我们不难推断，《论语》创刊之前，论语社同人曾多次召开筹备会。而因为刊务关系，林语堂和邵洵美于1932年这个夏天开始来往密切。 1932年9月16日，《论语》正式创刊，作为主编的林语堂和作为主要出资人的邵洵美，成了杂志的两个台柱子。这时期，两人围绕杂志的稿源、编辑、出版和发行等事务，多有合作，可谓“朝夕过从”。他们还共同参与、组织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事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国际笔会中国分会1933年2月组织的萧伯纳访华一事，两人在这一事件中都担负了重要角色(14)——近水楼台先得月，1933年第12期《论语》便编发了《萧伯纳游华专号》。与此同时，他们还常常出席一些公开的社交活动，如新雅茶室的聚谈、(15)新月书店的工作聚餐等。(16)关于这个时期二人的活动情况，学界讨论较多，在此不多赘述。值得重点讨论的是林语堂离开《论语》前后两人关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