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20)02-0090-09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崭新局面，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趋势便是与国家重大战略高度关联，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主动策应或回应国家重大战略。而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上更多的是将两个方面联系起来。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高等教育在该规划纲要中不仅受到高度重视和特别强调，而且也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密切联系。近两个多月来我们实地考察和调研了世界著名湾区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及相关方面，并与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多维度比较分析，以寻求对湾区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的正确认识。 一、概念释义与理论框架 1.何谓“湾区” 对“湾区”这个概念，通常可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个层面是就自然意义而言，湾区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即围绕海域或江河自然形成的若干个区域相连的区域集合；另一个层面是从社会意义来说，即除了区域相连的自然特征外，湾区赋予区域集合以社会意义。一个称得上湾区的区域集合，除了拥有区域相连的自然特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所拥有的社会特征，即围绕某个或某些社会属性诸如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区域集合中各区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不是一元线性的，而是多维立体的，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整体。由此可见，湾区的社会特征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整体性的概念。 从以上意义来讲，仅有自然特征的区域集合还不是一个湾区，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拥有了社会特征，该区域集合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湾区。如果说湾区的自然特征是相对固定的，那么湾区的社会特征却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发展的，如何使湾区的社会特征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也是区域集合之所以为湾区的要义所在。 在湾区社会意义发生与形成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是湾区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属性，其彰显出的社会特征是成就湾区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因为湾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而这与高等教育所拥有的社会功能关系密切。湾区这一社会特征又是成长性的，这一成长性是湾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性。 2.理论框架 现代以降，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往往围绕政府、市场、大学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而展开，而关于这三者关系的探讨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且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政府、市场及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的综合影响，这三种力量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每个角代表一种形式的极端情形和其他形式的最低限度，三角形内部的位置代表三个因素的不同程度的结合。他特别指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各有偏向，其在三角形内部所居的位置，代表的是上述三种力量的不同结合样态。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理想的确定的三角模式，即三角理想模式，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势，只可能存在一种三角协调模式，因此从这意义上讲，协调即理想。虽然该理论提供了对一个国家或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准确研判其高等教育发展状态和趋势，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该理论未能呈现各国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是如何导致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化的；二是在理论层面并未能深入探讨政府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三是三角协调模式对市场力量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以致难以对近30多年来日益受市场力量影响的高等教育现象作出合理的诠释。[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力量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增强，并成为主导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市场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变得比过去更加密切，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开始以市场方式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其基本特点是注重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交换关系。[2]许多国家逐渐改变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由以往政府主导的模式调整为政府监督模式，包括政府解除了对公立大学的过度管制，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引进市场机制，让价格与竞争来引导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以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因为政府的过度管制使高等教育变得僵化、官僚化，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其代价远远高于规章制度本身带来的益处”[3]。这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使各国高等教育的三角关系发生了些许改变，用伯顿·克拉克所建构的模式已无法解释这一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学者威廉斯(G.L.Williams)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高等教育财政的变革与潜在变化》(1995)一文中，基于高等教育经费分配的相关研究结果，在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六种图像化的细部模式。 在模式一里，就如同位于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的中心点，政府、市场、大学三者之间的权利关系是平衡的，三者之间呈现良性制衡与互动发展。 在模式二里，市场和大学分别与政府呈现不同方向的发展，且其间的角度并不相等，它所显示的是政府不再与市场和大学只保持平衡关系，政府对于上述两者产生有限的影响，扮演着监督市场和大学运作的角色。此模式可以广泛地描述美国、英国高等教育中政府的传统角色，即大学拥有自主权，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提供经费，但不直接介入大学的管理事务，而由中介机构负责向政府提供经费分配建议，规划高等教育相关事宜。 在模式三里，政府、市场与大学分别呈现不同方向的发展，但政府与大学的方向相近而与市场相反。它意味着在市场势力日趋膨胀的情况下，政府欲与大学合作发展出制衡市场的力量。政府在供给大学经费资源或拟定相关的高等教育政策促进大学发展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积极，以与市场力量相制衡。 在模式四里，市场与政府、大学的发展方向是相反的。政府与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政府对大学全力支持，并供应大学之所需，成为高等教育的供应者，市场方向的强度则相对减弱。许多欧洲国家传统上多符合模式三或模式四。 在模式五里，大学与政府、市场的发展方向相反，政府与市场的发展方向相近。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并呈现放任大学自由发展的趋势。但政府也进一步利用与市场之间的合作，支持消费者的选择权，以发展出牵制大学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引导大学趋于市场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