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20)02-0001-29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制度”和“现代”结合，添列高等教育词典。又因政府文件的背书①，“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成改革动员令。从“学术词”到“普通话”，“现代大学制度”具中国特色，从学术论题、实践探索到政策导向，绘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知识动员样态，开学术争鸣新空间。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治理问题，同时也是大学治理的基础。大学治理不能光在静态的结构上做文章。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梳理大学制度的演进路径，重审大学制度的普遍性和地方性关联，筑牢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大学治理的秩序原理和行动逻辑，突出制度执行的主客观约束，为学术发展和实践进步所需。 一、洪堡迷思②与大学制度的想象空间 我国传统经典浩繁，学术积淀深厚。虽太学、国子监、书院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于晚清衰微，为“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洪流所吞没，但国学犹在。以科学为代表的新学兴起，相应地，高等教育的组织形成两线发展：明线是新学内容(论著、课程与教材)及其组织形式(教育部、学堂、学校)，暗线是学术传统和精神气质。晚清北洋大学和京师大学堂相继成立③，“废科举兴学校”运动触发，《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大学堂章程》等规章出台，诸多事件是早期现代大学制度探索的实例。以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代表的民国大学实践，无疑是在特定制度理论指导下展开的，而这样的制度和清末制度比较，已有了诸多变化。20世纪40年代，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曾指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是从外移植的结果。“制度”和“精神”不同，“制度”意义上的大学从西洋移植而来，“精神”则无古今中外之分④。梅先生从人类文明的共同经验中提炼出“己群”各安其道，“相位相育、相方相苞”的教育目的，是为精神实质。钱穆先生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也提到，“吾国今日大学制度之渊源，习自欧美”⑤。钱先生从政术和学术切入，论及领袖人才在政治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二十年“大学教育之精神”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在比较中国书院制和欧美大学制度的优劣之后，提出“庶兼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的中西合璧的建校理念。两位先生的论述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方法论的，即中国大学制度形成的移植和借鉴特征；二是概念性的，涉及大学制度与大学的组织及精神的关系。他们关于大学制度的议论，是中学吸收借鉴西学的宏大文化背景在高等教育中的反映。大学制度西制东考的历史定论坐实。虽然如此，对制度的内涵意义存而未论，留下需要后续补白的空隙。大学制度的移植非“橘枳之别”。普遍性原理与地方性基础，从中国大学开张剪彩时即已深蕴。新中国成立之后，再借“苏学”。高等教育发展与梅贻琦、钱穆两位先生所处时代比较，已非同日。但就思想演进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言，犹旧题常新。国立、私立和教会学校“三教归一”、院系调整、“教育革命”、《高教六十条》、“恢复高考”等行动，记录了制度的变革轨迹，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社会改革的写照与制度建设的探索。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调整，始终在路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在国家整体改革的“战车”上持续调整。从领导体制到治理结构，从教育机会到教育质量，从公共产品到成本分担，从院校调整到学位、学科和专业设置，涉及面甚广。将“制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改革和建设，主要涉三个层次两支队伍。三个层次包括党政机关(中央和地方，以教育主管部门为核心，但是还包括相关的部门)和高等院校及内设二级学术机构。两支队伍包括主要从事高教领导管理实践的研究者，以及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主要话语是“体制机制”(代表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90年代沿用体制概念，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的“教育体制改革”部分涉“招生就业分配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制度”以及“人事制度”等条款。“制度”在“体制”的概念下谈及⑥。1995年《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推动了新一轮高校合并，是影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重要文件。在官方文件推动改革的同时，带有更一般意义的“制度论题”逐步进入高教学界话语体系，高等教育制度创新问题引起关注⑦。90年代中期现代大学制度一词出现。从概念源起看，现代大学制度主要是借鉴与类推性的。在市场经济建设大背景下，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和国外高教界寻找话语“苗圃”，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话语出发类推大学制度⑧，论者不遗余力倡导对普遍性制度的演绎培植。如果说90年代现代大学制度的提法还只是个例，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学理讨论日渐增多，相关文章大量涌现⑨。高等教育政策域内“制度”在政府文件出现(如《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从2010年开始，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而成为流行语。时下凡谈及大学制度，必谈现代大学制度。谈现代大学制度，必谈西方源起，常及西南传奇。究深层思想根源，潜意识中不无“西方迷思”的情结。在高等教育领域，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的“西方迷思”；二是“洪堡迷思”；三是“美国迷思”(孙碧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本文不展开讨论)。 新世纪过去十年之后，中西路径比较出现新的特点，中国道路选择注入新话语。“西方迷思”的提出，体现了制度选择中的自觉反思和主体意识。⑩就高等教育而言，西方迷思反映在几个方面：即，“统一迷思”“独立迷思”“稳定迷思”“样板迷思”和“理念迷思”。所谓“统一迷思”，就是笼统地提西方，认为西方铁板一块，看不到统一称呼下面国家之间的差异。极端一些，将“国外”和“西方”混同。一提国外，似乎就是特指“西方国家”。事实上，即使西方内部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更不用说国外准确地说是中国之外所有其他国家。从英美高等教育比较看，英美两国虽有历史渊源，但政治体制不同，高等教育制度也有差别。比如，美国学制上本科4年，英国3年。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制度差别也客观存在。笼而统之言西方，既没有看到政体差异，也没有看到文化差异，当然，也没有看到具体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差异。“独立迷思”是认为西方高等教育系统(包括大学组织)游离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看不到大学和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低估宏观系统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误读大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美国20世纪50年代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的“效忠签名”、60年代的“言论自由运动”和波及许多大学的学潮，都是大学非“象牙塔”、不独立的表现。马丁·特罗(Martin Trow)对此还专门撰文揭示(11)。“稳定迷思”是无视这样的事实：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也在不断调整改革；跨国的共同体(如欧盟)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变化；大学的内部制度也在不断变化。谈及西方大学制度，不谈是什么时代的什么制度。似乎西方大学制度一成不变。号称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在境外设立分校；美国《莫里尔法案》《肯定行动》《GI法案》和《国防教育法》等法案的出台，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哈佛大学艾略特长校时的课程改革，达特茅斯学院的更名事件；英国1988年《高等教育改革法》的颁布，涉及大学治理的《兰伯特报告》的发布，剑桥大学和微软合作成立工程学院，牛津大学和沙特合作成立萨伊德商学院；法国巴黎大学的合并重组，如此等等，无不是高等教育制度变化的表现。外部环境变化无不影响大学自身的组织变革和事业发展。“样板迷思”是把西方大学看作大学的卓越典范，将西方大学制度看作是标准的、现代的、好的大学制度的同义语，是具有普遍价值的效仿标杆，看不到西方各国自身的制度局限。不看移植借鉴的限制条件以及适应范围。“理念迷思”，即错把理念当制度，以为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之间具有强耦合关系，即认为只要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即使是声称的制度，或成文的制度)，只要有什么样的成文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离开行动者的行动，离开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离开行动者所处的特定社会结构，将关注制度的理念抽象出来，看作西方大学制度的实然状态。如果说西方迷思带有笼而统之的一般化特征，那么“洪堡迷思”和“美国迷思”就显得更为具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