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20)03-0053-07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专业学院升格为大学，大学教育出现以市场就业为导向、高度专业化乃至职业化的趋向。这种目标定位看似满足了办学者和学生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并未适应大学教育的本质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大学的目标导向还决定和影响不同性质的学科的地位与存续，以职业为导向将削弱理论研究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功能。如英国学者戴维·卡尔所言：“如果现代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较高层次的真理追求，那么历史会比工程技术在课程空间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但倘若大学主要目的是实用，那么文学与企业管理相比将毫无竞争力。”[1](P51)从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来看，大学教育应恪守大学的本质属性，培育完整的人，通识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本文就此略做论析。 一、大学的本质属性与培养目标 大学是什么？它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外学人有不同阐释。有人说：“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2](P2)。传统儒家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3](P5)大学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目标在于“成人”。西方学者从自由教育的传统出发，注重大学的理性精神。纽曼认为：“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为其直接范畴，或者是投身于理智的培育。”[4](P45)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需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适量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阻力，可使大学免犯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2](P3-4)。 大学不能等同于科学研究机构。大学离不开科学，但二者又有本质差异。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认为，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是以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智为目的的；科学则是积累资料、收集事实、运用经验性资料，对原则进行发展、详尽阐述和精炼提纯的一项研究活动。他“坚信大学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5](P52-53,63)。也有学者认为大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大学本身才具备一个机构的组织特征；而科学研究是一项活动，它过于崇高和精巧而不能成为一个机构的组成部分。”[6](P98)弗莱克斯纳认为，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中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普及教育不属于大学。他提出区别“属于大学的专业和不属于大学的职业”的标准：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指“学问高深的专业”，没有学问的专业是不存在的；不含学问的专业，只能是各种职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2](P22-23)。 大学的本质属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特征上。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认为，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类型。大学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博雅性质”。大学教育是“语言”的教育，它关心的是解释性语言或思维方式，而非规约性语言；大学教授的是“文明的完整智识遗产——多种思考模式与多元的声音/语言”。决定适合教什么的标准是学术性，而非实利性等外在考量；上大学“是为了熟悉真理与错误”。在教学方式上，大学要做的不是提供一套资讯让学生精熟，而是要提供他们“思维的训练”，以某种特定方式做思考，以达成相应的独特种类的结论，例如历史性、数学性、哲学性、科学性的思考。大学教育的独特性就在于“悠游”，这种活动具有悠闲、自由的特性，体现了“博雅”学习的特性[1](P226-227,229,235)。 制定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全面认识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双重属性。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专业教育与知识分类、职业取向密切相连，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专门人才为目标[7](P310)。如戴维·卡尔所言：“大部分明智的家长都希望子女获得全面的教育发展，而非追求其中单一一项发展性的目标。大学教育其实包含了博雅教育的面向与职业(专业)教育的面向，二者不可偏废。”[1](P45) 从理论上说，“当我们探讨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时，如果抽去它与普通教育共有的教育本质属性，那么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就会失去基石，在实践中必然发生功能异化”[8]。对于大学教育双重属性的认识也是如此，忽视乃至无视其“通识性”，就会偏离大学教育的本质。从实践来看，由于受功利主义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大学教育容易忽视其通识性教育的目标，而偏向专业性、职业性教育的目标。 早在20世纪30年代，赫钦斯曾指出美国大学面临的两难困境：“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就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作准备。这不是教育与研究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教育之间的冲突。”[5](P20)实际上，这就是大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冲突。由于大学教育功利化、市场化的流行，导致美国高等教育的诸多困境：一是专业主义的困境，二是孤立主义的困境，三是反智主义的困境。 赫钦斯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解决美国高等教育困境的方式，部分地可以通过彻底修改我们的专业观。“从大学的角度看，一个专业学科要成为真正的专业学科，必须要有理智方面的内容，而且这完全出于它本身的权利”[5](P33)。他强调：“大学中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各个学科的一般原则、基本命题和理论。”[5](P28)一所大学统一的原则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我们永远不会有一所没有普通教育①的大学。除非学生和教授们(特别是教授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智训练，否则一所大学必然仍是一系列不同的学院和系科，它们除了拥有同样的校长和董事会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把它们联系起来”[5](P35)。他还指出，普通教育(通识教育)有一个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培养人们理智方面的优点，包括直觉知识(归纳)、科学知识(演示)和哲学智慧(科学知识与直接推理的结合)以及艺术和审慎。学院和大学应该致力于通识教育，而不去做其他机构也能做的事情；“对于普通教育而言，我们可以明智地将经验交给生活，并着手进行我们的理智训练工作”[5](P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