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0)02-0017-23 自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上任三年多来，有关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国内外学界一直遵循“美国优先”“多变善变”“交易型外交”等个性化视角。这些研究视角对认识特朗普政府对外行为的局部特征大有助益，但缺乏系统性分析框架，对于考察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变化则略显不足和乏力，尤其是容易轻率认为特朗普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总体对外战略。①学界亦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变化只是特朗普执政带来的暂时现象，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会恢复以往的常态。②本文认为，如果从美国对外行为方式的总体变化趋势考察，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是冷战结束以来最热衷于推行胁迫式外交③(Coercive Diplomacy)的一届政府，涉及领域之广、对象之泛、手段之诈，都刷新了人们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认知。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似乎已走上强制性霸权之路，对外战略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具有转型性意义的变化。本文拟从特朗普政府对外行为方式的变化着眼，探讨其胁迫式外交的特点及其对美国对外战略转型的意义。 一、胁迫式外交的内涵和范畴 有关“胁迫”(Coercion)一词，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是：对国家、团体或个人采取武力威胁或有限使用武力(或两者兼而有之)、经济制裁、心理施压和社会孤立等惩罚措施，以迫使他们采取或停止特定行动。④国际关系中的胁迫可以分为武力胁迫和非武力胁迫两类，因而胁迫式外交的定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胁迫式外交仅限于通过威胁使用或有限使用武力以迫使敌对国家停止某种特定行为或撤销已完成的事。⑤广义上讲，胁迫式外交是指一国以可信的惩罚和威胁作为支撑，要求对手改变特定行为或遵从其要求，其手段可以是武力威胁、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所有具有惩罚性的措施。⑥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概念，胁迫式外交的核心理念都是通过威胁实现影响他国行为和决策，区别是前者仅强调武力胁迫，而后者则涵盖武力、外交、经济、法律等更多形式的胁迫。 冷战时期，胁迫式外交通常作为危机管控理论的专有概念使用，即狭义概念范畴。在此范畴下，通常把威慑和胁迫两个概念区别对待，前者指通过威胁来劝阻对手不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而后者则指对已经采取的行动做出回应。⑦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的论述，胁迫式外交作为一种政治和外交战略，通常有三种不同的预期目标：一是迫使对手放弃既定政策目标；二是迫使对手撤销已经采取的行动；三是迫使对手对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改变。⑧胁迫式外交战略的制定需要决策者考虑四个关键变量：向对手提出什么要求；是否以及如何制造使对手服从要求的紧迫感；不服从是否面临处罚以及何种处罚；是否有条件提供诱导或补偿。在国际关系实践中，胁迫式外交通常有四种表现形式：最后通牒；隐性的最后通牒；警示性威胁或惩罚(下不为例)；螺杆式施压。⑨ 胁迫式外交作为对外战略工具在中外历史上早已有之。在历史上，战国时期有秦不战而灭齐的典故，近代中国则有频遭西方“炮舰外交”的屈辱经历；欧洲古有修昔底德笔下的“米洛斯辩论”，现代史上有希特勒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这些均是胁迫式外交的经典案例。美国人对胁迫式外交的偏好和依赖，根植于冷战时期累积的战略经验以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文化和战略理念，尤其是古巴导弹危机和20世纪80—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让美国战略界日益相信美国可以凭借其几十年的世界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通过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强制性手段在国际冲突中谋取有利于美国的结果。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胁迫式外交的使用更加频繁。从科索沃危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到对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置，美国政府无一例外地推行胁迫式外交，其手段也向由侧重武力向经济、科技、法律等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二、特朗普胁迫式外交的新动向 特朗普总统的商人背景，使他深谙“交易的艺术”和商战博弈之道，笃信商场就是战场、外交就是交易。凭借这种追逐实利的信念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观念⑩，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的力度和广度达到了新高。 (一)针对战略军事竞争对手，重新激活战略胁迫与军事威慑原则。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美国的战略性军事力量优势，加大军事威慑力度，为军事胁迫甚或是重启核讹诈积累条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1)、《国防战略报告》(2018)虽将中、俄同时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核态势评估报告》(2018)明确指出：“核武器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中都起着威慑作用，但俄罗斯很可能通过威胁有限使用或首先使用核武器，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结束冲突，因为俄罗斯显然认为，美国不愿对俄使用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做出回应。”(12)由此可见，美国仍把俄罗斯视为现实的战略安全威胁和主要战略军事竞争对手。其主要竞争举措包括： 一是加速提升美国综合军力。特朗普宣称：“美军方无意放弃其在世界上的最高地位，并将永远保持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13)为此，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开始大幅扩大军事预算，年度预算总额已接近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水平。自2018财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已连续三年以超过7%的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至2020财年达到7380亿美元，创下除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历史新高。2021财年军事预算申请为7405亿美元，增幅0.3%，但美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未来美国防预算还应继续保持3—5%的增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