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一系列突发事件，给世界格局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到我们对当前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定位和再调整，也决定了相关各方在危机应对方面的节奏、力度和抓手。近期的系列事件既不独立也非偶然，共同指向了一个大的判断——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根本性“裂变”。这种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变化，绝非依靠双边关系的“修修补补”可以弥合。 一、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表现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的实际上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场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而非简单的分化，这种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裂变期的到来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分工格局在重构，经济“新冷战”格局的苗头显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认识到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将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同时，主要发达国家也开始重新思考工业化在就业、技术溢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纷纷开始制定重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计划。如此一来，欧美国家相当于是在其产业链上进行一轮由上至下的“产业降级”，这必将与仍在努力向上爬升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更多领域展开直接竞争，摩擦势必加剧。如果说过去20余年间，全球价值链对资源的深度整合使得各国得以在各自细分领域进行专业化深耕，那么未来随着类似美国“制造业重回美国”这样口号的提出，以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各营所长的经济平稳期将可能不复存在。 第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脱钩”越来越明显，美国不断“退群”，传统中心国“以退为进”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近些年来，英国脱离欧盟、俄罗斯退出欧安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美国更是“退群”动作不断(包括：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定等，详见表1)，这种看似“任性”的行为背后实则反映出中心国家对于现有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不满：老牌发达国家在心态和规则上都无法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既有规则体系中表现出的务实性、灵活性、适应性都大大超出了欧美等国预料。以WTO规则为例，加入WTO之前，担心最多的是中国企业家，积极性最高的是欧美等国的企业和政治家，但结果如何呢？用马云的话说是，“加入WTO时都说狼来了，结果中国才是‘狼’”。目前的国际秩序正在挑战传统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因此它们需要“以退为进”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更加以这些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表1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激烈“退群”
| “退群”时间 | 国际组织名称 | |
| 2017.1.23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 |
| 2017.6.1 |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 |
| 2017.10.12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
| 2017.12.2 | 全球移民协议 | |
| 2018.5.8 | 伊朗核协议 | |
| 2018.6.19 |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 |
| 2018.10.3 | 决定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 |
| 2018.10.17 | 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 |
| 威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 |
| 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 |
| 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 | |
| 2018.10.21 | 中导条约 |
资料来源：笔者收集整理自网络资料。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处于“真空”状态，一方面是旧有体系的痼疾未清，另一方面是新多边体系的悬而未决。长期以来，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治理体系，因其谈判过程的低效、拖沓而时常被人诟病。美国驻WTO大使谢伊公开表示，WTO的工作中心已经从谈判转为诉讼。随着越来越多成员国对WTO运行机制表示不满，当前的多边谈判体系虽不至宣告终结，但实际已是名存实亡。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僵局有多重经济、政治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多边管辖范围太宽致使难以兼顾。以WTO中的多哈回合谈判为例，其谈判议题不仅超出贸易范畴，涉及环境、技术援助等多项非贸易问题，还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等诸多敏感话题包括在内。不难想象，如此包罗万象的议题设计必定面临重重谈判阻力。此外，由于谈判采取“一揽子承诺”(single undertaking)的方式，任何一个议题上的牵绊都会阻碍整个谈判的推进。(2)新加入的成员差异巨大，对多边谈判机制诉求各异。在包括GATT等多边谈判体系成立之初，成员多是经济、文化、制度相近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其盟友和殖民地)。但今天的WTO拥有164个成员，是GATT最初缔约方数量的7倍，其中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还包含卢旺达、乌干达这样的低收入国家。(3)有关贸易对发展的作用认识出现分歧。过去，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一致认为，开放贸易、削减关税、经济自由化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腐败、提高社会福利的不二法门。然而，很多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历史表明，单纯依靠开放市场不一定能保证发展和减贫，相反可能带来资源掠夺、环境破坏、劳工福利下降等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