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0)01-0001-21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0.01.001 特邀主持人：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个人每天在行动、思想和感觉中的正常生活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常常受到他们的文化和环境之影响。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在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日常生活均有所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逐渐开始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角度来考虑问题，它和年鉴学派及世界体系学一样，从具体体验和长时段来分析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日常生活的研究是动态的，我们可以从一些日常事物、大宗商品来研究日常生活史。这些商品和物体的流动可以链接到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长时段来探讨。本组文章集中探讨了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冯尔康先生以郑天挺教授为例来解析西南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宋钻友教授考察了民国时期化妆品和时尚的关系，李金铮教授、任利平博士研究了日本占领时期天津市政府普通公务员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文章都是既生动有趣，又意义深刻的力作。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2018年面世，就被选入当年历史学年度书单(50部)，评论文章相继面世，大多从它反映的教育制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就立论。诚然，西南联大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高等学府，确应论述其历史意义。笔者另作思考，将借用此书资料从细微处探寻抗战时期教授们的生活，试图揭示他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人生应有怎样生活的启示。《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的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的细致的社会生活资料，供我们来了解、领略郑毅生天挺先生①及其同事立志、立功、立言、求友的生活，也即那些饮食起居、文化娱乐、友朋往来的日常生活，从中也启发我们思考人应有怎样的生活，又如何去生活?②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笔者将借用《日记》资料在本部分描述郑氏个人的日常生活，兼及家庭的、亲戚间的生活。所说的日常生活，系指起居睡眠、身体保养、饮食及爱好、家庭生活、亲近自然的乐趣、文化鉴赏雅兴、各种文艺娱乐活动、对故世亲人的怀念、宗亲姻亲间的往来、书写日记与砥砺修身诸方面。 (一)起居睡眠与身体保养 起居休息状况：1939年3月23日的《日记》写道：“八时起。草文稿未竟，上课在即，暂中辍。下午小睡。闻膺中病，往视之，热度甚高，有谵语，不得好睡，喉肿，似为传染病。归。检上课用书，十二时就寝。”[1](P140)将早起床，晚就寝和中午入睡的情况记录下来。睡眠状况，时有记叙：1940年7月30日：“近顷以来，每多饮茶或进加非(咖啡)，入夜辄不能与往时虽深夜饮浓茶而熟睡者不同矣，岂身体不如前耶?”[1](P294)同年8月3日：“近日睡眠少，胃疾发，腹部左下偶隐痛，按之又不觉痛，不知何疾也。”[1](P296)从睡眠状态深究身体状况，是否有疾病潜伏。从这两天的日记，不难发现郑氏透过睡眠情形，思索健康状况，表现出关心自家身体，爱护身体。 郑氏有两项健身活动，就是步行和练拳。步行几乎是他的日课，在长沙、蒙自、昆明莫不如此，回到北平因为事忙坚持不好，但注意到了力求改正。在长沙步行的情形：1938年2月8日《日记》云：临时大学“校中庭院广大，日环步五周，约2500步，虽雨中亦张盖缓行”[1](P18)。为健身，就是下雨天，也打伞行走，保证不间断地健身活动。在昆明西南联大，绕翠湖步行，多半是在晚间，或个人独往，或与友人边散步边聊天。如1942年9月25日晚饭后，与陈雪屏见“月色佳，复在翠湖闲步，坐石凳，谈至十一时乃归”[1](P611)。步行的健身功能之外，还有益于思考学术课题。这种体会写于1942年8月9日的《日记》中：“余杂事太多，几于无暇。构思惟独步孤行，长有所得。”[1](P591)1946年4月1日回忆，“余在昆明，出入皆步行”。“回平遂以车。今日下午再(次)入校，以车夫假出，雇车而往，归来步行其半，仍应多多步行也。”[1](P1157)他这种步行健身方法坚持到晚年，所以南开大学教师能够经常在大中路上见到他健步行进的身影。上世纪60年代前期，郑氏在北京翠微路中华书局点校《明史》，每天与同人打“八卦掌”③。《日记》明示，郑氏在昆明练习拳术，如1944年4月7日下午4时在才盛巷办公后练拳，每周两次，师从武术家吴志青。[1](P815)两次，大体上是在周一和周五进行。正因此于1945年4月26日给吴志青著《武术理论辑要》写序，还请任继愈等人提出修改意见。[1](P1026) 《日记》不时出现身体状况不良的记叙，像腹泻、胃疾、便秘的文字时或见之，表明书主对自己身体的爱惜，才予以记录。俗语人食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郑氏在昆明得过较为严重的病，在北平得了感冒。昆明的那场大病，医生说是患的斑疹伤寒，可能不准确。病情是，自1944年12月13日开始不舒服，16日上课就很吃力，就诊服药，18日体温达39度5，直至25日都在38度以上，27日体温恢复正常。病中因“高烧神经不定”，“夜睡昏沉，似有乱梦，不自觉”。不能起床，大便亦在床上。21日，“连日食极少，惟进牛乳、藕粉”。31日，思索致病原因：“余自民国二年(1913)出天花后，惟15年(1926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余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联大总务处事本杂，更益以事务组，月余来又为讲演事，多翻简册。余就寝枕上必读，往往至一时半以后，每夜睡眠不足六小时，而午睡或能补足或不能补足。自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小时，此积劳也……(衣服被褥不在身边，受凉)此积寒也。”此次之病，“由肠胃之不良所致”。归纳起来是三条：积劳成疾；饮食无常与节制不好；季节变化，受寒。[1](P636～644)亏得素常身体好，顶过来了。1946年3月中旬得了感冒，服用阿司匹林，较快退烧，但喉痛，饮用胖大海水和铁迪丸治愈。[1](P1150～1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