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为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自然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能有效汲取资源，支撑起行政和军事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说是财政史上的一个奇迹。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最关键的环节在农村。对此，曾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戎伍胜回忆说：“因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处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中，而战争又是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政收入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征税的办法不行了，按田赋摊派更不合理，必须把财政收入重点放在乡村，必须合乎农村各阶层生产、收入的情况。”① 早期的根据地财政研究着重于勾勒根据地应对财政危机、建立各项制度的主要线索②，视角偏宏观，对于根据地财政工作真正的着力之处，即基层财粮工作，论述比较简略，没能体现出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近年，随着革命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新与深入，根据地基层财政的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周祖文的一系列文章从公粮和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入手，展现了各根据地财粮工作的现实环境以及中共采取的策略，其中关于基层征收工作有十分细致的论述。③李淑蘋深入研究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存储和开支体系，探讨了基层村庄在公粮制度中的角色。④冯小红则利用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以河北省涉县甘泉村为中心，对全面抗战初期根据地农村的赋税征收和农民负担情况作了微观、定量的研究。⑤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关注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工作的演进。“合理负担”是全面抗战开始后阎锡山在山西推出的新税种，其主要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因其累进负担原则与中共一贯的经济主张相符，合理负担也被山西各根据地采纳，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在早期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合理负担的税则没能得到根本贯彻，征收工作相当混乱。为此，从1940年开始，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对合理负担进行了整理，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新的基层征收机制，使基层财粮征收从混乱走向有序。 整理合理负担对根据地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周祖文和唐海华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改革有详细的分析⑥，至于太行、太岳根据地则鲜有专门论述。关于合理负担的整理工作，根据地各级政府留下了大量工作指示和总结报告，可以借此还原事件的基本线索。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批全面抗战时期村公所账本，是目前少见的直接反映根据地基层财政状况的材料，其中各种财粮征收的记录，可以用来检视整理工作在基层的实效。本文综合考察官方文献和基层账本，在厘清整理工作经过的同时，展现太行、太岳根据地深入农村的工作方式，并对其效果做出实证检验。 一、财政建设大局下的征收工作 1937年末，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在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根据地。1939年日军占领白晋路后，太行、太岳根据地被分隔，但两地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工作步调也比较一致。根据地创立之后中共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并开展改造政权、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但在财政事业上并无太多建树，特别是征收工作的混乱，在农村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能否切实扎根农村，建立稳定、合理的征收机制，关系到根据地政权的存亡，因此在1940年后，改进农村征收工作成为财政建设的中心环节。 (一)早期征收工作的混乱及其影响 从根据地初创到1940年黎城会议召开前，太行、太岳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并未完全走上正轨。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李一清在1940年指出，根据地“过去一般忽视了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因此在财政经济建设上表现零乱，各自为政无计划、无系统、缺乏组织性”。⑦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根据地政府健全了财政机构、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但是这些成绩难以掩盖根据地财政建设上的不足。根据李一清的总结，这一时期财政工作有四个方面的缺点：1.“了解政策不够，把握政策不紧，运用执行政策，在部分地方变了质，对政策不能坚持贯彻”；2.“没有制度，各自为政，上下脱节，贪污浪费普遍发生”；3.“财政经济建设，完全与群众脱节，在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发展国民经济上，作的非常不够”；4.“没有长期持久的观点，完全表现抓一把，自流主义，赚钱第一，建设第二”。⑧可见此时两根据地对于财政建设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在贯彻中央政策的层面也十分不够。而财政建设上的不足，在征收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合理有序的财粮征收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民生政策和统战政策的基本要求，事关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存续，但是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征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却与政策原则相违背。根据后来太行区经济工作路线检查会议上的总结，1940年之前“不知道正确的运用政策建设财政工作去保证供给，结果使得军队不得不采取直接乱没收汉奸财产与向少数大户之捐借解决供给”，“在进步力量掌握政权的地方，不知道统筹统支，通盘筹划，不知扩大负担面，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也只是偏重向少数大户摊派的办法，和多设税卡征收过境税的临时办法，缺乏长期着眼，节约民力”。⑨这段话概括了当时征收工作中的种种乱象，一则军队参与征收，征收主体混乱；二则政府税收不从长期着眼，税制不稳定、不合理。而其中提及的“合理负担”，正是当时征收最为混乱的一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