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以较为翔实的资料初步揭示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提出“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的精到论断①。陶渊明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崇高地位此后虽然仍有波动，但陶诗的经典地位却在清代终于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 一、陶诗的经学化 《诗》《书》《礼》《易》《乐》《春秋》是经学的原典，经孔子整理后，遂成儒家“一家之学”②，也日益成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依据，广泛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成为“天下之公理”③。具体到各种文学领域，“六经”又各有其统绪。刘勰《文心雕龙》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④大致而言，《诗经》是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的本源，后世凡是宗法《诗经》为根本的诗人诗作都受到文论家的肯定，或者说，文论家往往借《诗经》为文学(诗歌)批评的根本标准，作为一把公认的黄金尺度去衡量历代作家作品。魏晋作家诗歌创作喜用《诗经》典故和词语，据统计，曹操诗歌用到近30次，曹丕诗歌用到50多次，曹植诗歌用到110多次，陶渊明诗歌用到120多次。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局面被打破，作家和文论家尚且难以无视《诗经》的重要地位，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更是如此。 历代读者以《诗经》为源头性准则，不断地精心选择出一个准经典的系列。这种选择制约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作品的思想情感的雅正与否，二是艺术成就的高低如何。而后者往往从属于前者。也就是说，作品的经典化有赖于作家人品的儒学化及其作品思想情感的雅正化。表现在选本领域是崇尚雅正，萧统《文选》可谓最富影响的典型例证，之后接续者络绎不绝。主流批评家也往往依经立论，从刘勰、陈子昂、韩愈、真德秀到明清时期的宋濂、王夫之、叶燮、刘熙载等人，概莫例外。 纵观陶渊明接受史，我们发现其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发展虽然有些交叉和不平衡，但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宋代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是一位高尚的隐士，苏轼之后，读者开始超越隐逸的行迹、从心灵的本质上看待陶渊明，把他看作得道之士。这与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外向淑世意识转为以内在精神天地为主要关怀对象的内在超越趋向密不可分。至于所得之道归儒家、归道家，苏轼没有明言，朱熹归入老、庄，而其诗文中又赞赏陶渊明得孔、颜之乐，于是到真德秀就完全把陶渊明拉入儒家，认为陶渊明的学问从“经术中来”⑤。伴随着韩子苍、汤汉以忠义解读陶诗的言论和汤汉等陶集注本的传世，陶渊明身上的忠义思想、儒家风范不断被后代读者丰富化，如明代黄文焕的《陶诗析义》和清代吴骞、陶澍整理的陶渊明集可谓儒化陶渊明的典型注本。至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和方宗诚《陶诗真诠》更进一步系统地把陶渊明为人儒学化。二人在归陶入儒时没有停留于概念化的文化归属上，而注意强调陶渊明不同于佛教、道教、隐逸等其他文化的个性，认为陶渊明根基于儒家文化与佛教徒相区别，因关怀人间而异乎老庄隐逸之士，还注意揭示其独特的存在特点、生命境界及其修养路径，即与天人同流一体、“无入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和“素位而行”“修身以俟”的儒家修为路径⑥，从而完成了古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极为深细和系统的儒家陶渊明观。在一贯崇奉诗教传统、文如其人的古代社会，也正是这样一种儒家文化根基的归属和生命境界的深刻揭示为陶诗地位的确立和崇高化提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由此也可以明白陶诗何以在《诗经》之后能够被抬尊为与杜甫诗歌并称、最为杰出的经典之一；相对于抽象的伦理道德观念，陶渊明毕其一生实践了一条具体生动、切实可行、兼顾自由与规范的修养之道、存在之道，陶诗俨然成为一种诗化的经学读本，这也是士人喜读陶渊明的基本原因之一。 中国诗学推重文如其人的作家，与把陶渊明为人儒学化联系在一起的是陶渊明诗歌的经典化、经学化，其具体标志是陶诗被纳入以《诗经》为源头的经典作品行列，被肯定为创作的根本艺术准则。在以《诗经》这一特殊儒家经典为标杆审视陶诗的过程中，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而且融合为一的，即经典化的过程就是经学化的过程。 首先把陶渊明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苏轼，苏轼不满于萧统批评陶渊明《闲情赋》无助讽谏的言论，认为《闲情赋》正如《诗经·国风》，是“好色而不淫”⑦，表现的是天真的性灵。但苏轼没有从总体上思考陶诗与《诗经》的关系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当是宋代诗话家张戒，其《岁寒堂诗话》卷上云：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⑧ 就评论陶诗和《诗经》的关系而言，张戒这段话实质上继承了苏轼；张戒认为陶诗如《诗经》“思无邪”与苏轼认为陶诗如《诗经》“好色而不淫”，都是从思想情感的纯正上肯定陶诗，只是张戒把这一评价扩大到陶诗整体，而且把陶诗放到诗歌史中加以突出。朱熹将陶诗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言论遂对后代读者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朱熹看重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要将陶诗立为《诗经》之后诗之“根本准则”，他说：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⑨ 朱熹的言论不断地被后世论陶诗者所引用，如真德秀《文章正宗·诗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诗法第二》等予以抄录，明清时期各种陶集也往往附录朱熹这一言论。陶渊明为人在宋代被儒学化，陶诗也几乎同步被经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