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把自己置于西方派的对立面，表明了他反西方派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他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斯拉夫派。这样一来，他就站到了超越两个阵营的立场上。丹尼列夫斯基的出现代表着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成长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以及他思想本身的意义至今都未能得到充分评价。 丹尼列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予以关注的人，而且把文化因素置于语言、种族和宗教因素之上。他也确实使用了带有民族意味的术语，例如斯拉夫文明及日耳曼—罗曼文明等。但是在具体的术语解读中，如什么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或者什么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他并没有采用民族性的解释。对他而言，民族性是用于表明某种非我的、本质性存在的方式。只要比较一下丹尼列夫斯基和古米廖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умилёв)的方法，就可以看到笔者所说的区别在哪里。古米廖夫把民族的起源置于核心地位，对他来说，民族的相互影响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遗传学层面上的影响都是重要的。 丹尼列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是他的那本从1865年开始写作、1868年初完成的《俄国与欧洲》一书(1869年在期刊上发表，1871年出版第一个单行本)。该书的副标题是“斯拉夫世界对日耳曼—罗曼世界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见解”。这个副标题为关于丹尼列夫斯基的两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提供了依据，一是认为他是反西方派，二是认为他是斯拉夫派。直到现在，这些误解还不断重现。 第一个误解认为这本书是反西方的，或者是反欧洲的。诚然，丹尼列夫斯基有不少针对欧洲的辛辣言论。例如，欧洲的确给包括东方和俄国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带来了文明，但是欧洲所谓的文明传播者的神圣使命怎样才能在俄国更好地完成呢？答案要么是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俄国人，要么是这片土地被欧洲人占领。①只有这样，文明才不会遭到那些反对欧洲文明的俄国原住民的抵抗，而得以顺利传播。当然，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这个问题比较尖锐，但这样的设问本身是对的。他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派的主流态度(直到现在仍是主流)，这种态度的实质就是俄国人是西方文明传播道路上的绊脚石。因此，丹尼列夫斯基在阐明应该成为怎样的俄国，以及俄国在欧洲面前应如何认识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实质上触碰到了深层次的、敏感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依然无解。丹尼列夫斯基准确而又犀利地分析了欧洲的俄国观： 事实上，作为欧洲文明的载体，我们俄国是“龙生跳蚤”，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巨大的赘物，一个庞大而多余的存在。退一步来说，如果俄国不是天生就是欧洲的，而是领养的，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它不仅是庞大而多余的历史性赘物，而且是普世文明(欧洲或罗曼—日耳曼文明)发展和传播进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② 这个判断得到了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完全认同。他宣称，俄国是一种假晶现象。③在斯宾格勒看来，俄国文化是虚假的形成物，鸠占鹊巢，占据了欧洲文化应有的位置。所谓假晶现象，即指占据了不属于它的空间，并且用陈旧的、腐朽的东西挤掉了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对于极力占领新空间的西方文化而言，俄国文化是其兴盛之路上行将就木的、多余的障碍。 丹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开篇即问了在欧洲主义者看来大逆不道的问题：俄国真的是欧洲国家吗？欧洲真的包括俄国吗？如何才能证明欧洲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完整地理概念呢？丹尼列夫斯基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它也是之后的欧亚主义者们所持的观点，即以乌拉尔为界将俄国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的做法具有主观人为性和随意性。很明显，乌拉尔山脉并非是一座界山，就算是，也只存在于这条分界线的北部，而所谓的欧亚南部界线也只是几条不太著名的河流而已。如果山脉能将世界分割成不同的大洲，那印度和中国早就应该是大洲了，它们的界山都远高于乌拉尔山。因此，解决俄国是不是欧洲国家这个问题，不应该从模糊不清的现有观点出发，例如俄国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而应该从根源上回答这个问题，即必须搞清楚俄国到底是什么？ 除此之外，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的意义还在于，尽管他承认宗教的重要性，但并不把它视作确定文化历史类型的根本因素。按他的说法，有四种“文化活动”或者是四个无法归并、也无法再细分的文化历史类型的“轴心”元素，即宗教、狭义文化(理论或学术、美学或艺术、科技或工业)、政治以及社会经济。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文化活动或文化历史类型中的“文化”一词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它包括所有的人类个体和集体活动；其次，宗教被归为文化的一个层次，即它是某种从属性的文化(而且具有文化的逻辑)。丹尼列夫斯基由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不再将宗教认同视作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而在他之前的斯拉夫派以及在他之后包括欧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观念里，东正教认同(或者至少是基督教认同)是一种决定性的文化因素。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持有这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