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0)04-0020-09 [DOI]10.16783/j.cnki.nwnus.2020.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占星术”在网络空间里十分流行，打开新浪、腾讯、凤凰网等网站，几乎都有“星座频道”，就连主流媒体人民网的“娱乐频道”、新华网的“时尚频道”都设有星座专栏——作为娱乐和流行时尚；除了这些门户网站之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占星网和星座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介出现，主要有“占星之门”“第一星座网”“翼博占星”“占星奇缘”“同道大叔”等。 星座文化原本来自西方，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西方占星术借着报纸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和互联网新媒介迅速传播到中国，很快成为深受当代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新俗信”。青年人当然是其中的主体，虽然大多数青年人不能说出一套一套的占星术语，但几乎每个人都熟知自己的星座。“你是什么星座的？”几乎与年龄、生日一样成为每个人社交中的“必备标签”。所以，有人甚至将那些痴迷星座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称为“星座控”。百度上对“星座控”的解释是：“星座控，顾名思义是一些喜欢研究星座的人，每一个星座代表不同的意义。超级信星座。很痴迷。事情都能想到跟星座挂钩。”① 从青年亚文化角度来看，“网络占星”热潮是全球消费和网络社交语境下后亚文化兴起的表征，即青年人借助于“网络占星”的文化实践表达自我、建立以共同兴趣为目的的星座部落。只不过，当代青年群体热衷的“占星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性和抵抗性已经大大降低。本文从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在互联网和全球消费社会语境下，“星座控”如何以“网络占星”为名建构自我，开展有共同兴趣的网络社交实践。 二、作为后亚文化社群的“星座控” 霍尔(Stuart Hall)、赫伯迪格(Dick Hebdige)、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等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理论家们在讨论战后青年文化时的主要术语是“抵抗”“风格”“收编”，这些术语强调了亚文化从属性的(subordinate)和被置于从属地位(subordinated)的状况，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在抵抗和反叛过程中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话语表达方式，“亚—文化群落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形式和结构，以便同它们的‘父辈文化’清晰地区别开。它们必须在特定的行为、价值或者对人工制品和领地空间(territorial spaces)的特定利用等方面受到关注，从这些方面能让自己从更宽泛的文化当中明显区分出来。”[1](P82)但早期亚文化群体的反抗并未能摆脱被意识形态和大众市场收编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和全球消费主义的兴起，当代青年亚文化在诸多方面都与20世纪60、70年代具有强烈反叛精神和政治抵抗色彩的英美战后青年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安迪·班尼特(Bennett Andy)、基思·哈恩—哈里斯(Kahn-Harris，Keith)、大卫·马格莱顿(David Muggleton)、斯安·林肯(Sian Lincoln)等一批后亚文化理论家冒出来，在他们的《后亚文化读本》(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和《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性研究》(After Subculture：Cr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等作品中，他们开始质疑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认为“抵抗”“风格”“收编”提法过时。这些后亚文化理论家主张用“后亚文化”一词取代“亚文化”，以概括20世纪80年代之后青年亚文化的新特征。安迪·班尼特等人主张用“习性”“区隔”“表演”“部落”等术语取代亚文化的“抵抗”“反叛”“风格”“收编”这些术语，这显然受到了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人的影响。[2](P5)后亚文化理论家认为在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交环境中，当代青年人以一种松散的关系结成联盟，并同主流文化形成某种“区隔”，但不是表现为“直接对抗”。战后光头党、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之所以能对主流文化构成挑战，主要是他们新奇(novely)的打扮挑战了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风格，大众社会的“共识神话”由此被推翻。然而，后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断续的和多样化的。大卫·钱尼(David Chaney)甚至宣称，在消费社会时代，主流文化日益多元化，主流和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重要。[3](P44)后亚文化青年群体无意通过鲜明的风格对抗主流文化，其本身也没有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格”，他们的风格标识是含混的、杂糅的，既有全球的流行时尚，亦有旧时尚的复兴等。第一次注意到“亚文化区分”失效的是马格莱顿，他对锐舞文化进行考察时发现，“是因为在同一个舞池混杂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吸收了一系列以前相互对立的亚文化”，置身于舞池中的青年人根本无需分清楚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等概念，他们全部“消融在舞厅体验当中了”。[4](PP.14-15) 在文化实践空间场所上，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有相对固定的团体，也有相对固定的活动空间。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青年人的后亚文化实践空间却是流动的、含混的和短暂的。安迪·班尼特就曾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定义青年文化活动发生的“空间”？[5](P19)他认为早期亚文化具有可视性(visibility)，即有“强调一种可以确认的空间”，但是后亚文化的空间场所却难以辨认，因为后亚文化群体本身处于流动的、碎片化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生活方式、新部落和场景等术语才符合对后亚文化群体活动场所的描述。互联网时代到来，情况发生了更大变化，网络为青年人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更为多元化也更具有流动性的新空间和新场景。安迪·班尼特在《虚拟亚文化？青年、身份认同与互联网》中用“虚拟亚文化”来强调网络对青年人新的生活方式形成的影响，他认为“亚文化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亚文化批评，首先是与前数字化时代(pre-digital age)联系在一起的”。[5](P195)而后亚文化及其理论则联系着全球消费和数字媒介时代，正是越来越丰富的网络社交形式，让年轻人得以摆脱线下日常生活的各种束缚，开展跨地区、跨时空的文化交流活动，趣味相投的后亚文化青年之间的新联盟和新部落也由此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