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家来说，“文化”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指南，引领着阐释、解释和方法等问题。而“记忆”现在已成为文化史中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词语，最近，也许是唯一的热门词语。“记忆”一词的使用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更具实践性而非理论化，尽管它的使用范围很广，包括很多毫不相关的领域，但其主题具有一个共同点：人们构建对过去的感知方式。①首先，记忆被用来探索实际经历过特定事件的人的记忆，例如，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②其次，记忆被用来表示对过去的再现，后人通过“记忆的载体”将过去再现为共同的文化知识，如书籍、电影、博物馆、纪念活动等。③记忆研究的丰富性是不可否认的。集体记忆由于其开放性而对于人们如何构建过去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用于各种社会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境与人类状况。 记忆研究虽然丰富，但也无法克服对“记忆”一词滥用而带来的贬值感；而且，记忆研究缺乏明确的关注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得可以预测。人们经常争论对过去的建构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服务于特定团体利益的神话，这些观点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过于偏激，但历史学家对此不会(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事实上，记忆的历史已经发展成一个支离破碎的领域。它缺乏对方法和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该领域的问题、研究路径和对象的系统评价。现在，记忆史主要根据所探讨的话题来定义：受压抑的记忆、纪念碑、影片、博物馆、米老鼠、美国南方的记忆、大屠杀、法国大革命、新近发生的事件、当前的事件，以及对最新消息的即时记忆。④人们无法避免这样一种感觉，即对话题的选择常常受到时下潮流的影响。根据话题定义的记忆史领域没有一个中心，且各话题之间也没有联系。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特定话题的大杂烩，以可预测的方式描述人们如何建构过去。⑤ 当然，一切都是记忆；记忆无处不在。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物品(明信片)，到最神圣的图腾(基督教十字架)，都可以建构一种对过去的感知。然而，每一件物品成为记忆的方式却并不相同。我们除了需要给记忆研究提出新的话题外，还需要通过改进研究路径、提出新的联系来质疑记忆研究的方法。本文试图对记忆研究和定义它的领域——文化史——进行批判性反思。文化史的优势无须赘述，但有必要指出其中的危险和问题，尤其是在证据方面以及将文化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方式。做文化史的模式往往是轻松的，选择一个历史事件或记忆载体，分析其再现，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感知如何发生变化，并得出关于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结论。记忆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这并不足以使它具有新意。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记忆更多的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内容；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标签，但它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额外解释力。只有通过方法和理论将之与历史问题和议题联系起来时，记忆才具有启发性。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另一种策略，因为没有一种正确的“做”记忆研究的方法。更确切地说，本文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通过记忆进行思考。本文的核心是“记忆”一词如何用来阐明文化、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以及阐明再现与社会经验之间的联系。 我的思考是通过将记忆研究与另两种研究成果相联系，即心态史研究和一位欧洲学者的研究，他在20世纪20年代第一个使用了“集体记忆”这个概念，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化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我并不打算跟着这些研究亦步亦趋，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它们对思考记忆的观念、建立新的联系、提出新的策略有所启发。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研究成果对记忆史有所启发；但是，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发现这两种成果可以用于阐明记忆研究中存在的几个方法问题。因此，在分析方法问题之前，我将通过讨论记忆史、心态史与瓦尔堡的关系来开始这篇文章。 记忆研究和心态史似乎有着共同的目的和议程，以及共同的流行趋势和危机。如果我们用“记忆”取代“心态”，那么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心态：一种模糊的历史》中的开头段落就可以是本文的开篇：“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心态’这个词既新奇又已经被滥用得贬值。关于心态史的讨论很多，但令人信服的研究很少见。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条可以开辟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其在科学上、概念上和认识上的有效性已经产生了怀疑。它已经开始流行，但似乎已经过时了。心态史，是应该得到复兴还是遭埋葬？”这一论调耳熟能详。与记忆研究相似，心态史研究被谴责为“语义戏法”。⑥像心态史一样，记忆史的巨大吸引力似乎正是它的模糊性。⑦这两种历史本身都没有额外的解释价值；它们的价值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⑧但是，心态史不仅有助于勾勒出新近的记忆史所面临的危险，而且将记忆史视为集体心态的历史，则很有帮助。这种推理方式反对用话题定义该领域，相反，这一方式用记忆来探索过去在社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这种更广泛的问题。记忆史是有用和有趣的，不仅因为它可以用来思考一个博物馆如何去讲述过去，而且，更广泛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思考过去人们的历史心态，思考塑造人们感知过去的信仰、实践和象征性的再现。这种记忆史应该致力于“重建可以转化为世界观和集体感知的行为模式、表达形式的模式和沉默的模式。这项研究的基本要素是被某个群体或整个社会所认可或默许的再现、图像、神话和价值，它构成集体心理的内容”。这是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对心态史的分析性描述，它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记忆史的任务。⑨ 此外，作为集体心态研究的记忆还提供了一个综合了文化和社会的视野，这在记忆史中经常缺失，其碎片化倾向总是关注个别的记忆。心态史关注普通人，从而区别于思想史。它既探索普通人生产的产品(例如，流行文学)也研究高雅文化产品(例如，莎士比亚作品)在普通人当中的接受。它试图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描绘整个社会的心态视图，将莎士比亚作品和流行文学在同一个文化世界中联系起来。这对于记忆史来说是一个有益的修正，因为这个领域倾向于将各种记忆孤立起来，而不是把它们放在彼此和整个社会的联系之中。这一方法促使我们认识到这一事实，即集体记忆是对一个共同身份的探索，这个共同身份将一个社会群体联合起来，有可能是家庭，也有可能是一个国家，尽管其成员有不同的兴趣和动机。事实上，记忆史的关键问题不是再现过去的方式，而是某个过去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原因。因为每个社会都会树立自己过去的形象。然而，想要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仅仅选择某个过去是不够的。它必须引导人们的情绪，动员人们采取行动，去接受它；简而言之，它必须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行动模式。为什么有些过去得到承认而有些没有呢？为什么过去的有些图片更受人们的喜爱？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我们能够提出假设，并可能得出有关历史心态的结论。阿比·瓦尔堡颇有见地地阐明了这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