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0)02-0005-20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建立的南京國民黨政權，是國共分裂的產物，它對其時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時也改變了南北對峙的內在意涵。國民黨清黨反共，固然令北方軍閥的“討赤”失去了目標；但它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互助農工三大政策，而趨同於新軍閥，同樣也讓自己“打倒軍閥”的口號，黯然失色，名存實亡。迄1928年6月初奉張退出關外，京津易幟，在一年稍多的時間裡，懷有恐共心理的京津報紙輿論，雖歡迎國民黨反共，卻不認同其政權是革命的，可以實現國家統一，登民於衽席；相反，以為南與北無非都是貪腐的獨裁專制政權，“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與此相應，其對南北統一的願景，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樂見南方統一北方；而是期待通過南北妥協，實現“不南不北”，即“以西歐憲政為模範”的理想結局。京津報紙輿論的上述觀察及其政治願景，不單是出自北方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出自國民黨勢力所及之外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視角，即緣其身不在“此山中”。儘管因“濟案”的發生，南北最終妥協，所謂理想的結局未能實現，人們既歸身“此山中”，便只好開始去重新調整自己的視角；但是，畢竟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京津輿論界彰顯了自己相對獨立的思考。緣此，就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廬山真面目”，即多角度豐富對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的研究，包括20世紀20～30年代知識分子思想走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點。①這是饒有興味和具有學術價值的課題。 本文的考察以北京《晨報》與天津《大公報》、《益世報》為中心，它們是公認的京津地區最重要的報紙，不僅新聞信息量大，發行廣，而且都高度重視社評，讜言高論，各具風采，故影響實巨。②固然，三者都與北方軍閥少不了干係，例如，《晨報》秉承研究系的傳統好走上層，“北方軍閥也不很討厭它，該報報人沒有受到逮捕”；③《大公報》三巨頭“吳、胡、張過去和北洋軍閥都有聯繫”；④《益世報》因擁護直系反對奉系，曾被張學良派人接收。羅隆基說它“從此由直系的喉舌一變而為奉系的機關報”，⑤所言雖不準確，但畢竟指明了它與各派軍閥間的聯繫淵源有自。不過，對於這一點，應持歷史的觀點，不可失之簡單化：首先，要看到在北洋軍閥統治下，辦報不與各派政治勢力周旋，實際上是難以立足的，故無需苛求；其次，近代知識分子辦報，多為文人論政，須知曉其特點。《益世報》主筆旨微指出：在中國，軍閥或資本家不與文人階級合作，就不可能通過輿論而影響於政治；但歸根結底，中國的報紙“仍操縱於文人階級”。文人雖不得不周旋於軍閥或資本家之間，而使自己的言論常“陷於龐雜”。“然於龐雜之間”，有時又往往會出現“趨於極端一致之景象者”，即順應“社會之人心”，合乎民意的輿論導向。如辛亥之役、袁氏稱帝、張勳復辟，其時的報紙輿論之贊否，無一不是最終站在了民意一邊，就說明了這一點。“蓋以中國之一種習俗觀念，有時足以拘束一般文人之良心，於輕重得失之間，使為倫理化，不使為資本化或權力化耳”。⑥這即是說，文人論政雖不免受政治因素的制約，但因有中國傳統道德的約束，在大是大非面前，多不甘昧良心作惡，充當資本與權力的鷹犬。與旨微的“良心”說不同，胡政之提出了報紙“新路”說：“自從我們接辦了《大公報》以後，為中國報界闢了一條新路徑”。“我們的最高目的是要使報紙有政治意識而不參加實際政治，要當營業做而不單是大家混飯吃就算了事。這樣努力一二十年之後，使報紙真能代表國民說話”。⑦前者將文人論政的特點，概括為辦報不失良心底線；後者則是強調報人議政而不參政，為而不恃。應當說，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社會如此複雜，單靠抽象的道德良心約束報人的行為，終究不靠譜；關心政治卻要保持與實際政治絕緣，也是知易行難。然而，《京報》社長邵飄萍慷慨赴死。畢竟彰顯了文人論政的氣節。《晨報》獨善其身，拒絕“收受任何方面津貼”，以及在南軍進京前，寧可自行停刊，也不願與國民黨妥協，一樣可圈可點。曹世瑛曾在《大公報》與胡政之共事多年，他雖指出了其“新路”說最終走不通，但又畢竟肯定了在當時條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新路徑”“在1926年錯綜複雜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程度上未始不能做到”。時報社在租界裡，北方軍閥混戰，南北對峙，“即使對當局有所批評，也不致立即遭到打擊，再加上《大公報》內容豐富和版面新穎，銷路日增，這‘新路’似乎暫時還可以走得通”。⑧明白了如上所述，我們便不難理解，《大公報》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益世報》標榜其使命在“為時代之前驅，民眾之喉舌”；⑨《晨報》也自我期許：“委曲求全，冀有所自獻於社會”，⑩初心皆非虛言；既不在“此山中”，以它們為代表的京津報紙輿論，其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觀察，自有獨立的價值在，也良有宜也。 一、南京國民黨政府讓人“最為放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共產黨在內” 南京國民黨政權既是國共合作破裂的產物，考察京津報紙輿論對其觀察的邏輯起點，自然不能不追溯它對前者，尤其是北伐進程的觀察與心理期許。 應當說，1926年7月初北伐戰爭開始之時，北方知識界新聞界對於南方國共合作及其發展態勢，從總體上看，是較隔膜的。報紙上相關的新聞報道甚少。長期在北京從事文教工作的黃尊三，有逐日寫日記的習慣，但是年10月前的日記，也難尋到這方面的信息。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何廉後來回憶說，由於國民黨在京津遭禁止，“當時學術界對國民黨的印象模模糊糊，有好有壞”。(11)故直到次年初，冷觀志還在《南行觀察記》中說：南方很瞭解北方，“北方對南方之研究，實在太貧乏了”。(12)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不久，《國聞週報》發表了老敢的文章《全國知識階級對於蔣介石北伐應取何種態度》，其中說：廣東政府長久被人忽視，這次在幾周內竟能一舉下岳州，再戰下武漢，震動全國，令人刮目相看：“凡從前對於北伐淡漠視之以為無關中原輕重者，至此乃不能不變其態度”。知識階級多屬“旁觀派”，因為她是理性的，若反對，“完全是因為反對他的主義，完全是因為反對共產”；但現在尚缺乏證據，故需要組織一個調查團去廣州考察，“看看俄國人和共產黨的勢力到底有多大”，(13)蔣介石他們是否真“赤化”了，再定從違。這篇自稱是代表知識階級發聲的文章，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北方知識界新聞界長期以來對廣東時局，確屬隔膜；二是他們最大的心結是“恐共”，即擔心廣東政府果然屬於北方當局所宣傳的“赤化”。尤其是第二點，如此令人寢食難安，以至於吳鼎昌緊接老敢之後，迫不急待，再發表《全國實業界應要求蔣介石宣明態度》：“究竟廣州政府與赤俄生若何之關係，人言言殊，舉世憂之。為國家計，凡為中國人，皆可要求蔣介石代表廣州政府為之說明”。(14) 北伐初起，除了有研究系背景的《晨報》因與國民黨結怨而一時持公開反對的態度外，(15)京津報紙多持觀望態度。《大公報》9月2日的社評《戰卜》，借古諷今，以為今日國人厭戰，端在無論誰取勝，都不可能做到“戰勝能安”(16)。這倒不是出於對北方軍閥的好感，相反，人們對其獨裁統治早已義憤填膺。梁啟超說，“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17)他們也意識到了，南軍取勝之道在於“為主義奮鬥”，(18)而北軍取敗之道則在於地盤主義，故於“北洋系之末日至矣”，(19)心存快意；但問題在於，“恐共”心理復令之徘徊觀望。後隨著似乎“做實”了南軍“赤化”，此種觀望態度很快發生了變化。《大公報》9月5日的社評開始這樣說：“若夫蔣軍。主義公佈，旗幟鮮明，其中共產派一部分，專以煽動工潮，利用學界，使中外人士，重足而立，咸感不安。種種事實，彼不自諱，天下亦勿庸為之諱”；既是如此，“蔣軍之利用共產黨，公然引赤俄為助，吾人誠不能嚴責於北，而寬假於南也”。(20)換言之，南軍果然赤化，吾人便不能不重新評估南北，調整自己的態度。現在在他們眼裡，北方是“軍閥”，南方是“黨閥”，二者皆不足道，《晨報》甚至認為後者“其禍更烈於軍閥之壓迫”。(21)所謂“觀望”者，不持立場之謂也；京津報紙輿論開始發出諸如“南征北伐可以已矣”、“勸南北猛醒”、“回頭是岸”之類的呼聲，(22)要求雙方和談，別求政治解決，尤其威脅南方：“國民黨若自信能以武力革命統一中國，實為大誤”(23)。很顯然，這是以南方放棄“赤化”即中國革命為前提，已遠遠超出了觀望態度而明確表示反對革命，表面上南北持平，實則心中的天枰已傾向了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