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君子曰“毛诗传、郑笺之文”辨正

      《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引诗，表明两国交往之“忠信”的道理，《春秋左传正义》径称“此皆毛诗传、郑笺之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723页)。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则“君子曰”编入《左传》的时间在毛传流传之后，甚至延宕至汉代末年，故君子曰所谓“毛诗传、郑笺之文”不得不辨。隐公三年周郑交质之后，《左传》发表“君子曰”：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723页)

      “雅有《行苇》《洞酌》”之下，《春秋左传正义》：“今言《行苇》者，其意别取忠厚。”意谓《行苇》独与“忠”相关，《采蘩》《采》《洞酌》三诗则与“信”相关，这个论断是对的。“筐筥锜釜之器”下，《春秋左传正义》“此皆毛诗传、郑笺之文”，唯独遗漏了“潢污行潦之水”(《洞酌》)，疑此处错简，“此皆毛诗传、郑笺之文”当在“潢污行潦之水”句下，故《春秋左传正义》所认定的“毛诗传、郑笺之文”如引文中的黑体所示。《采蘩》《采》《行苇》《洞酌》均无明文表示“忠信”，《春秋左传正义》似乎向读者指出了“忠信”之说的出处。但将四首诗的毛传、郑笺之义相排比、分析，可以发现《左传》“君子曰”引诗之义，与毛传、诗小序相通，却与郑笺无涉。

      一、“君子曰”用诗之义与毛传、郑笺的关系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西周旧制，天子与其卿士订立盟约：“大伯虞仲……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郑武公、郑庄公为王卿室，也当订立盟约，藏在盟府。盟以“信”为贵，《左传》昭公十三年“盟以厎信”，哀公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071、2170页)。周平王欲夺郑庄公卿士之位，此即失“信”；周天子不能和睦姬姓兄弟，不能称之为“忠”。隐公三年“君子曰”是要解决周天子与同姓诸侯的紧张关系，申明“信”“忠”两种伦理的重要性。“信”指在鬼神面前矢誓，不失其誓言为“信”，是人和神之间的伦理(参见阎步克《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忠”则用以指兄弟、同族之间的伦理。

      毛传通过“薄物”与“信”建立了联系。《采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王后则荇菜也。”(《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84页)荇菜和蘩菜，与“备物”相比，皆薄物，女子祭祀，物不求备，有德和信之人，即便荐物低贱，神亦享之。谓祭物不重要，德与信更为重要。“德”是一个大范畴，“信”是一个小范畴，“德”和“信”连用，强调的是小范畴“信”。齐诗、鲁诗、韩诗皆以为“夫人不失职”郑笺“以豆荐蘩菹”，从齐诗而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69、70页)，未云蘩菹为“薄物”。

      毛传界定了“薄物”的外延。《采》“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毛传：“藻，薄物也。涧潦，至质也。筐筥锜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将嫁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86页)女子出嫁之前，与先公、鬼神沟通的祭祀中，祭物除鱼之外，皆“薄物”“陋器”。《采》郑重其事歌咏藻、涧潦、筐筥等薄物，依据《采蘩》毛传加以合理引申，女子亦追求薄物之外的“信”。鲁诗《采》不言“薄物”，“言嫁女于宗室，故背宗族则因以致讽”(《诗三家义集疏》，上册，第70页)。薄物“潦”还出现在《洞酌》中，但是毛传未从“潦”为薄物作引申。三家诗皆视《洞酌》为公刘而作，亦未与“信”建立联系。相较三家诗，“君子曰”引诗之义与毛传更为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