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为应用性文体，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从现存作品看，墓碑文是碑志的主要类型。《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①，其基本格式由序和铭构成，序以纪功述德为主，铭则以颂美为主。碑志主要用于旌表功业，褒美先人，勉励子孙。唐宋以来，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碑志文由骈趋散，文学性与抒情性逐渐增加。但这种文体毕竟是以应用性为基础，在抒情和言志两方面都有很大制约，所以历来很少有作家将碑志作为主要的写作文体。 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却对碑志文别有态度，其碑志文数量多，比重大，质量高。从元代郝经的《遗山先生墓铭》，到元修《金史》，再到清代的学者，都对他的碑志文评价较高。《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②，对他碑志文成就颇为推崇。当代对元好问碑志文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李峭仑、王永、乔芳、魏崇武等学者剖析了元好问碑志文的史学思想、政治观念与史料价值，王永提出元好问的碑志蕴含了他的史家意识和遗民情怀。③其二，陈长义、王晓枫、姚乃文、乔芳、段素丽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元好问碑志文的文学成就。④这些研究者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度开启了元好问碑志文研究，但目前尚未有学者从文体的角度来全面考察元好问碑志文的特殊性。碑志文以应用性为主，并非是展现文学才华的最佳文体。作为一代文学宗主，元好问为什么会特别看重这种文体呢？换言之，这其中体现了元好问怎样的文体观？ 一、重视碑志 积极撰文 元好问对碑志文的重视，首先体现在他碑志作品的数量和比重上。碑志文主要用于旌纪褒美逝者，这一特殊用途限制了碑志文的内容。自东汉起形成了请名家撰碑的风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者范围。收受“润笔”的传统，使一些作家的碑志文有“谀墓”的嫌疑。东汉的蔡邕，唐代的韩愈，都因谀墓问题被人诟病。这就导致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碑志文多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并未受到文学家们的特别重视。 唐宋是散文创作的鼎盛期，碑志文的繁荣时间亦在唐宋。与唐宋作家相比，元好问的碑志文数量不低，质量也并不逊色。他的散文目前存260余篇，其中碑志文就有99篇，所占比重接近40%。对比一下其他的重要散文作家：唐代韩愈散文338篇，其中碑志文75篇，占比重约20%。⑤柳宗元散文467篇左右，碑志文有77篇，比例约为16%(不计《非国语》《龙城录》)⑥。宋代欧阳修散文近450篇，其中碑志有111篇，约占总数四分之一。⑦王安石散文62卷，近1000篇，碑志125篇，比例约为13%。⑧苏轼不喜欢当时社会受人请托，褒美墓主的传统，所以碑志较少，仅有25篇，比例极低。⑨南宋陆游的《渭南文集》存文740篇(不计《入蜀记》)，其中有碑志文53篇，比例约为7%。⑩南宋辛弃疾目前仅存的数十篇散文中，一篇墓志都没有。从总量上看，仅有王安石、欧阳修的碑志文比元好问多。比重上，元好问远高于其他作家。与唐宋散文大家相比，元好问似乎更重视碑志文。 同时，元好问也是金代作家存世作品中碑志文数量最多的人。他的碑志文占比重近40%，远高于其他文体，这一比例也远高于金代的赵秉文、李俊民等人的碑志文占比，这说明元好问对这种文体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其次，元好问撰写碑志的态度是较为主动的。碑志文多是应墓主后人所求而作，但写多写少，写长写短，情感深浅，都与作者的态度有关。元好问现存的99篇碑志文中，有8篇为主动撰写，78篇明确记载为应诏、受人请托撰写，其余13篇因为阙文、只有铭文等原因没有明确是否受人请托。 元好问主动为亲人和朋友撰写碑志，如叔父元升、亲家程震、兄长元好古、三女阿秀、朋友雷渊等，这是他作为亲人和挚友的责任。这部分作品篇幅不长，轻轻写来，极其凝练。受请托撰写的碑志文中，也不完全是被动写作。有很大部分是他出于道义、记史等原因，自愿为墓主所写。如对金代贡献较大的官员、文士，尤其是跟自己有交情的师友、前辈，元好问非常乐意为他们撰写碑志。对于这些人物元好问是发自内心的倾慕与热爱，所以行文尤其用力。如《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闲闲公墓铭》《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内翰冯公神道碑铭》等。为这些人撰写碑铭，元好问认为是责无旁贷之事。他在《内翰冯公神道碑铭》中说：“往在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渥、河中李献能、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屑在耳。故渭以撰述墓碑，莫好问为宜。”(11)五位同窗挚友，三四年间皆被乱世摧残，仅余遗山一人。为亡友撰碑，无论是道义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元好问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历史上品格高尚、有重要贡献的人撰碑，元好问态度也很主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说：“公平生所言者不胜载，而系于废兴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难于从，而章宗从之；括田不难于从，而竟不听。”(12)金章宗时欲立出身卑微的元妃李氏为后，于礼不合，群臣谏言，皆得罪去。张万公坚持廷争面折，虽被黜，元妃立后事遂止。章宗时欲扩民田为军田，朝议已定，独张万公陈述此举五害，极谏不可。章宗未纳谏言，于是张万公“以衰病不任职乞罢”。两事对金代的礼仪和政治都有很大影响，张万公不惜一己之荣直言敢谏，元好问对这样的忠贞之臣，尤其倾慕。为他撰写碑志，自然是不遗余力。“夫善化一乡，智效一官，人且喜闻而乐道之，不欲使之随世磨灭；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传永久，秉笔之士将不有任其责者乎？”(13)这类碑志虽为请托，但也是元好问出于历史的责任，或出于师生的情谊，主动为他们撰写碑文。此类碑志都经过精心构思，结构完善，内容丰富，风格典重，为碑志文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