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本视角下德国大学之滑落(1870—1940)

       中图分类号：G64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0)02-0060-10

       在19世纪，德国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过研究促进教学等德国大学理念，至今仍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然鲜有论及德国大学是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即使有，也往往将衰落的拐点定位于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德国大学的衰落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战争。从世界大学发展史来看，因战争而使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也不乏案例。从学术资本的视角来看，如果把德国大学的辉煌时期界定在1810年柏林大学(Universitt zu Berlin)成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么德国大学的滑落恰恰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Leopold von Bismarck)执政之后，尤其是在1870年德意志帝国产生之时。所谓学术资本，是指在特定学术场域内(高校或科研院所)的个人或组织，通过所拥有的稀缺性专门知识、技能等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以符合学术内在规律的道德标准为约束，通过商品的形式与外界或在组织内部中进行交换，进而实现价值增值、提高自身存在和发展竞争力的资源总和。[1]不难看出，大学的外部管理体制、内部组织结构、师生生存状态、学术成就与声望等，都是影响学术资本运营与积累的重要因素。本文正是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探索德国大学走向滑落的内在原因。正如德国学者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所说：“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帝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2]33从学术资本的视角分析德国大学，同样可以看出这一历史趋势。在分析德国大学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同时，辅之以比较同时期美国大学从“后发”走向崛起，更能显现出学术资本之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巅峰下的危机：俾斯麦时代德国大学的学术

       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可以看作是19世纪德国内政外交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德国人所居住的欧洲中央地带一直是由众多大小不等的松散联邦组成。依靠“铁与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一开始就具备中央集权性质的君主主义、贵族地主性质的容克主义以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特征。巨大政治变局给德国大学学术资本的生成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一)国家官僚学术管理的弊端

       19世纪初，耶拿战役失败，国家割地赔款，德意志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以普鲁士国王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费希特(Johann G.Fichte)、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E.Schleiemacher)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对于大学发展的理念达到高度统一。即使是在政府一元资助体制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群落仍然能够异军突起，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在德国，智力探索的兴旺发达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大学的地位和特权是军事贵族等统治阶级恩赐的，而不是一项自由事业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建立在统治者诺言基础之上的不稳定地位，大学不得不永远处于守势，以免遭到统治者猜疑。[3]19819世纪70年代，伴随德意志帝国成立，俾斯麦的铁血管理政策，自然延伸到高等教育管理之中。及至阿尔索夫(Friedrich T.Althoff)时代，教授聘任近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阿尔索夫事无巨细地介入大学管理，对教授咨询建议可随意处置，还通常会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强迫他们签订秘密协议。这种“本末倒置”(reverse)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学术自由。[4]296正是在这种境遇下，德国政府不断挤压教授的学术自由，使大学自治的空间逐渐缩小。

       教师的学术自由被国家权力赶出大学，其标志就是祸从口出和文字狱，尽管在德国历史上，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曾因此被驱逐出境；晚年的康德(Immanuel Kant)也因为宗教观点导致“笔祸”事件；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ttingen)的七位教授也曾因为发表与邦政府不同的言论，被迫流亡他乡，但是，他们依然具有教授的资格，可以成为学者“共和国”的一员。[5]141-142在俾斯麦政府之前，教师如果冒犯政府权威，可以到其他邦的大学谋生，但是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统一的政治管理、统一的财务制度，使那些冒犯邦政府言论的教师，在德国境内变得无处可逃。此外，19世纪末期，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政府对教授双重薪酬制度的限制。1896年，奥地利教育部不顾大学强烈反对，宣布废除课酬薪金制度。普鲁士政府也对其作了严格限制，一方面引入根据教师服务年限定期增长工资的制度；另一方面对超出3000马克(柏林为4500马克)的课酬，一半收归政府所有，以此作为政府增加教师工资支出的部分补偿。最终，双重薪酬制度只能名存实亡。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认为，双重薪酬制度的消亡，是政府加强大学管理的表现，也为大学带来了不可消除的负面影响。教授完全依靠工资生活，其官员特征更加明显，通过教学吸引学生的动力不再，学生自由选课的空间被逐步压缩。[6]94教授完全依靠政府生活，不得不在学术上俯首帖耳；教授完全依靠工作年限来获得工资增长，无疑会养成学术创新的惰性；课酬薪金的限制乃至瓦解，打击了教授多劳多得的积极性，也降低了教学精力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