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 【文章编号】1003-8418(2020)03-0037-07 【文献标识码】A 高校招生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战略意义，其动向不仅具有指引高中办学方向、保障本科生源质量等教育功能，而且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代际流动等社会责任[1]。高校自主招生与统一招生相比较而言：前者基于认识论基础，以好奇心、勤勉、专注等智力的德性为选拔标准；后者则遵循政治论的逻辑即精英阶层的开放性，这体现为招生过程中的公开透明以及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2]。两者之间的利弊权衡集中呈现为高校招生改革的效率与公平并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问题：谁从招生改革中获益？改革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改革是否对普通高考起到补充作用？改革后选拔出的学生是否表现更优秀？ 与高校招生相关的改革都备受瞩目，本研究聚焦在自主招生这一具体举措。主要原因在于：自主招生实施时间较长，从2001年东南大学等3所江苏高校的试点算起已有近二十年，相应数据也较为丰富；自主招生实施效果的结论尚存分歧，既有学者发现自招生的成绩优于统招生，也有研究表明自招生的在校表现并未达到预期效果[3]；自主招生的新动向受到广泛关注，教育部从2012年启动农村专项招生计划到2014年进一步加强对自主招生的管理、2019年明确提出自招“十严格”要求，再到教育部推行“强基计划”，2020年起取消高校自主招生，这些相继出台的政策亟须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最新调查数据来提供现状分析与实证依据，这正是本研究的初衷。 一、文献梳理 自主招生是高校自主选拔与高考统一选拔相结合的招生方式。通过高校考核(笔试与面试)的学生可获得降分录取、优先选择专业等待遇。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局部试点(2001-2002年)，教育部在2001年批准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3所高校率先开展自主招生的探索，次年江苏省新增另外3所试点高校。二是全国推广(2003-2010年)，教育部在2003年的《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4]公布北京大学等22所重点高校首批面向全国自主招生。各校自招人数不得超过年度招生计划总数的5％。三是定向倾斜(2011-2014年)，教育部等各部委在2012年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并安排面向贫困地区的1万名定向招生计划[5]。该计划在2014年扩大至5万名，覆盖全国832个贫困县。这一定向招生任务主要由部属高校与“211工程”高校承担，原则上不低于各校年度招生总数的2％[6]。参与自招的高校数量在2013年达到90所高校(其中13所高校的自招仅限于本省考生)，之后不再新增。四是继续收紧(2015-2019年)，这种从严从紧的趋势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7]里明确体现为“十严格”要求，例如严格制定录取标准(即要求高校进一步降低优惠分值)、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即要求高校适度压缩自招名额)等。通过对自主招生近二十年政策演变的梳理发现，政策重心在2011年后实现“从效率到公平”的一次战略转移：前期的试点与推广侧重于效率，即通过招生改革选拔专才与择优录取；后期的定向招生与严格管理则强调公平，即通过招生改革缩小城乡差距并促进代际流动。 自主招生改革的动向涉及优质教育资源(即参与自招的90所高校的入学机会)，公平与效率成为这些稀缺资源分配过程中凸显的一对主要矛盾[8]：自主招生缓解还是加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耗费额外人力物力选出的自招生入校之后的表现是否优于统招生？以上探讨既需要从改革的应然状态对自主招生的源起、本质以及走向进行学理分析[9]，也需要基于数据进行实然层面的分析。从教育机会公平的视角来看，实证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在2012年启动面向农村的定向招生计划之前，自主招生的实施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向男生、城市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高、重点中学毕业生等群体倾斜[10]。在定向招生落地之后的相关实证研究甚少，仅有一篇文献发现该计划提高了重点高校里的农村生源比例[11]。但该研究限于高校层面的公开可获得数据，其分析未能进一步细化到学生个体层面。 从人才选拔的效率来看，已有研究对自主招生的实施结果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依据，覆盖自招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能力素养、社会实践以及毕业之后的去向与薪资等维度。研究表明自招生在获得国家奖学金等学业表现指标上显著优于统招生，但在专业素养上(对学科发展前沿的了解、操作动手能力、知识面和视野等)这两个群体没有显著差异[12]。还有研究发现在控制高考成绩后，自主招生对大学期间的班级排名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学生毕业之后第一年的起薪与第三年的薪酬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13]。可见目前对自主招生选拔效率的结论在本质上尚存分歧。换而言之，自主招生的实施效果是一种混合效率：既对统一高考起到补充作用，也产生预期之外的异化作用(例如高校提前圈定生源的掐尖行为)，且对不同学生群体产生异质效果[14]。这种分歧的产生一方面源于高等教育的内在特征。高等教育机构是典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组织，因此学生在校表现也具有明显的多维度或综合性特征。国内外学者通常从认知(包括智力水平、专业知识等)、能力(尤其是信息素养、问题解决等可迁移的核心能力)以及社会情感(例如学生满意度、自我效能等)这三大维度来构建本科生在校表现的指标体系[15]。另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各种挑战，包括数据采集时点不同(入学人群的跨度从2005到2016年)、样本局限突出(只限于某一所高校或某一个省市)、分析方法迥异(从描述统计、回归分析到近邻匹配)[16]等。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对自主招生的评估存在三个薄弱环节：基于政策梳理，亟须采集相关数据来评价最新阶段的改革动向，即从2015年开始的自招政策收紧与管理日趋严格；基于公平视角，亟须对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计划从学生层面进行评估；基于效率视角，亟须构建多维指标体系，从学业表现、能力素养以及社会情感这三个维度来比较自招生与统招生在入校之后的表现。上述三点为本研究提供了设计思路，即通过采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从学生背景及其本科期间的在校表现切入，对自主招生改革最新动向的公平与效率进行现状分析与效果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