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2-0046-07 一、大学之道的内涵 什么是大学之道？也许有人会说，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典籍《大学》里已经说清楚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确，这个“大学之道”经过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阐释与弘扬，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几乎是尽人皆知了。它指明了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即所谓“三纲领”：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同时，《大学》也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及其基本内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八个环节，常称之为“八条目”。它特别强调“治国”的义利关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就是要求通过个人接受教育、修养成为服务于社会、国家和人类的人。 上述诸点只是道出了中国古典“大学之道”的要旨或核心，还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涵。《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其实，《礼记》中还有一篇《学记》，它不但将《大学》里的“三纲领”具体化为“化民易俗”“近悦远怀”的作用，宣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而且对教育体系做了明确的阐述，提出“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不同层次教育机构的概念。它还规定了“入学”后要隔年考核，使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如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实际上将“小学”与“大学”区分开来，甚至大致规定了学习的年限。入“大学”大体上与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当，就是说小孩子大概十五岁开始可以上“大学”了。它还制订了施教的七条规矩，对礼仪、学习态度、时序甚至惩戒工具都做出了规定。 《学记》还明确了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并对教学原则和方法、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及教师的作用做了比较细致的论述。譬如，教学活动有“藏修息游”四种方式，即：课内要努力吸取知识；课外要做作业进修所学的；休息时要学习各种技艺；还要广交学友、互相砥砺。在教学方法上提出了“豫时孙摩”四条原则，这就是说：要防患于未然；要及时地进行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年龄、个性、天赋实施教育，就是“因材施教”；还要互相研讨观摩实习。同时，它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教”的六种弊端和“学”的四种失误，强调“教”要启发诱导，促进学生主动学，切忌强制包办；“学”要掌握分寸，不能贪多偏狭、浅尝辄止。它还进而描述了对教师的要求与作用、为师要严，要有渊博的知识，要以身作则，要让学生能主动跟着自己学。这样，它也就指明了理想的师生关系。这可能就是梅贻琦“从游论”的雏形[1]。由此，它说明了尊师重道的道理，而“择师”应当是非常慎重的。对教学手段，《学记》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在“结论”中，它还着重论述了做人做事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记》所讲的是要培养“治国平天下”“化民易俗”的“君子”和官吏，他们是管理国家的人。这与《大学》的观点一致。 《学记》可说是世界上第一篇完整的“教育学”古论文。它阐释“大学之道”不仅包括大学的宗旨与目标，而且给出了办学的整体理念，包括：对“大学”的界定，大学体系、制度，大学教学的原则、具体内容、方法和手段，还有大学师生关系和对教师的要求，等等。总之，《学记》道出了大学之道的文化内涵。 然而，《学记》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先贤(尤其是儒家)对教育(特别是对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结晶。而近代中国大学却是“舶来品”，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和工业化的影响。这给“大学之道”带来了不少变化，并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教育使人成为人”(两个“人”分别表示作为动物的自然人和社会人)鲜明地拓展了《大学》的纲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举办大学的宗旨定位，其内部治理与管理规章，处理各种内外关系的原则等，也应该是大学之道或大学理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职业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大学的职能不断扩充，其结构已经非常复杂化了，举办大学的动机与大学的运行机制也更为多样化，大学里教和学的方式、学科与学习内容的编设又发生了新的变更，因而“大学之道”的内涵也会随之更新或扩充。因此，探索“大学之道”的命题应该是十分宽泛、细致切实，又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充满前瞻的。本文主要围绕大学的宗旨与目标，即其要旨或核心来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二、东西方大学宗旨的同异及其影响 用上面康德的话来说明西方对教育(包括大学教育)的目标与作用，总体上似乎与我国传统的观念大致相同，都是通过教育使自然人成为能与他人和睦共处、服务于社会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人。然而，细想起来，它们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我国，由于两千年前已经形成了民族国家，知识分子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要成为具有治理国家乃至“平天下”的知识和能力的“君子”，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人文传统、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汉以后“独尊儒术”，这种精神持续发扬，到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家国情怀的至理名言。这里所谓的“心”只是指日月运行、宇宙万物存在的“规则”，而并非它们运行的内在规律与本源动力；而“命”则是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即所谓“安身立命”。这当然是崇高的人文关怀与担当精神，体现经国济世的崇高气节。 华夏民族自从管仲以来的历朝历代虽也产生过不少经济管理人才，为国家治理与天下太平推出过许多改革举措，然而，他们所重视的主要在于调和生产关系，使百姓和睦相处，“和为贵”，天下太平，而真正关注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特别是改进生产工具的不多。“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所以，中国大学的传统教育目标，说“新民”也好，“化民易俗”也好，都是基于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强调的是“仁”。在华夏农耕亲情社会里，“国”只是“家”的放大，“天子”“国君”是大“家长”。大学培养“君子”，协助国君来推行这一套宗法伦理，以治理社会与国家。这反映宗法皇权社会对大学教育目标的尊重。所以“天地君亲师”，师长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作为教育者，就是这套宗法伦理关系的推行者与传承者。后来王朝渐衰乃至覆灭，“君”为“国”所取代。而将这套教育目标体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则是京师大学堂成为单纯教育机构之后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张亨嘉于1904年上任时对学生的训词“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八个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