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以下简称“侠文化”）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2019年的侠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三条脉络”的基本格局：武侠文学研究以金庸小说研究为中心，侠文化衍生研究以武侠影视研究和金庸小说译介研究为重点，侠文化形态研究以历史、文学、文化为取向。 早在20世纪90年代，韩云波曾开展“中国侠文化形态论”系列研究，涉及侠与侠文化诸多方面的特征，又在先秦、秦汉、三国时期的游侠历史系列研究中，考察了侠与侠文化的历史渊源，这两个研究系列组成较为完整的侠文化体系的基础架构。由“侠”的历史存在到文学书写，再到侠性精神的现代转化，这里统称为“侠文化形态”。韩云波提出侠文化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侠的具体真实的历史存在状况，二是由侠文学等精神产品所提供的一般民众的侠义幻想和心理积淀，三是由侠义道德和侠义人格使侠由历史存在向民族国民性中‘侠性’的转化。”侠文化形态研究大致上就是按照历史、文学和文化这三个取向展开。 侠的历史起源和历代演变对“侠”的历史形象研究多以最先记载“侠”的《史记》为起始点。吕芳把《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人物统称为“侠客”，提出这些历史记载中的“侠客”具有多重精神特征：追求儒家以“仁义”为中心的人格风范，又体现为墨家锄强扶弱、舍生取义的行为方式，还具有道家“贵真”的性格特点。而由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的“侠客精神”，乃是司马迁个人感情和理想的寄托。 侠文化与新文学作家研究是近年来侠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论题，这些研究多以侠文化为指向剖析新文学作家文化心理的构成，探究侠文化经由现代性转化之后的现实价值。侠文化与新文学作家研究一方面提升了新文学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则反过来推动侠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通过对年度论文文献的统计分析和整合梳理，可以看出2019年侠文化研究的基本格局和突出特点。侠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都是围绕相关研究重点，沿着传统道路深入挖掘，同时注意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采用学科交叉打开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域，不同研究领域之间也加强了交流、渗透，共同构成2019年侠文化研究层次较为丰富、维度较为多元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侠文化研究的全局中出现了下述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金庸文学成就的定位及经典化问题。1.对“双极困境”的突围20世纪80年代金庸小说涌入内地，迅速引发金庸小说阅读和研究的热潮。1988年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金庸小说登上大雅之堂，出现了一批金庸研究专家，“金学”由此开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他声称金庸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外的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2.“经典化”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要评价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经典化”无可回避。首先应对“经典”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广义来说，一种文学的经典化包括其本身内涵的挖掘和外延的拓展，涉及到文学史的书写秩序、文学观念的革新、文类价值的重新定义等重要问题；“经典化”的路径也不仅仅在于作品价值的挖掘和时间的考验，还在于新的文学观的建构、时代媒介和传播、文化生产和消费等诸方面共同推进的过程。“经典化”本身就具有内涵上的多义性和路径上的复杂性。3.如今是否是推进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好时机？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视野下的金庸小说英译问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来，中国文学的外译就成为文化交流的热点问题。金庸小说雅俗共赏的经典性质和民族文化的典型特色使其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一个重要案例。金庸小说的译介和海外传播问题虽然素来也有学者关注，但在2019年才真正形成气候，成为侠文化研究大格局中的重要领域。关于金庸小说“怎么译”的问题，对于此前几部金庸小说的英译本来说，多是探讨“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或是总结翻译方法、归纳类型词汇等，几乎都是基于翻译学本身的研究。2019年着眼于郝玉青的英译本，相关研究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思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视域下，强化了对译介双方文化语境的考察，开展了读者接受和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身份问题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了将学术研究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的新命题，为金庸小说的译介传播以及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