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术主持人:金惠敏 主持人语: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虽然可以分头回答,但若是合在一起来问“何为文化马克思主义”,那就不是分别作答即可明了其大概的问题了。“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物理聚合,甚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观察,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而是在这一观察中,“文化”被特殊地赋义(例如从人类学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角度),并因而从作为研究的对象上升到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于是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便意味着从作为理论的文化重访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其新意所在。“重访”其实即是“互访”,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各种文化理论之挑战的回应,是彼此之间的协商、对话和相互涵养。本栏目三篇文章各有侧重,或于某一趋势,或于某一人物,但对于回答何为“文化马克思主义”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话语中,文化(自信、软实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被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力量。在西方,冷战以后,意识形态的冲突被更替为文化(文明)的冲突。文化对话或文明对话,成为近些年国际社会的共同吁求。我们冀望本栏目文章能够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以及国际文化竞争和对话提供有益一份知识或智慧。 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具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综合视域,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或者说在“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形成中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其定位于“日常生活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较早的葛兰西的“领导权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相映成趣,构成一幅交相辉映的理论景观。 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分为前现代、19世纪与二战后三个阶段,其理论聚焦点则集中在第三个阶段。列斐伏尔将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界定为“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这个社会形态中的日常生活,其特点是被技术所殖民、被消费所控制。日常生活一般具有亘古不变的重复与停滞的一面,而发达的技术社会的日常生活,则包含了技术、市场、消费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塑形,因而它一方面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比之前的日常生活更大的异质化的潜存性,被生产为一个独立的空间,成为文化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场域。 日常生活自身的重复性与慢变化,使它过去一直为哲学所排斥。应该说,20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致力于突破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并转向日常生活的神秘,对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启示。当然,20世纪特别是战后的西方世界,技术加速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对日常生活实施组织化,加大了日常生活的新奇与创造的偏向,日常生活因此平添了一定的变化性与新奇性,更具包含性,从而演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领域。日常生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并存,重复性与创造性并存,异化与去异化并存,还有压迫与解放并存,它日益被扩大呈现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引起了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对它的共同关注。 列斐伏尔历时三十余年,写下了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以及《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敏锐地把握了二战之后技术渗透到日常生活、消费主导着日常生活的时代新动向。 列斐伏尔建构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已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框架中的日常生活批判,也不同于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建构的日常生活与哲学、科学、艺术等非日常生活对照考察的知识框架,还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批判基础上倡导审美革命的理论视域,总体上,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注劳动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但他将日常生活视为政治经济之外的独立平台;在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哲学的同时,又调和了尼采的非理性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维度与空间维度;此外还吸取了现代主义文学对日常生活神秘化的向往。其所形成的思路,基本摆脱了对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经济化或历史化的一体化整体认知,真正完成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综合理论建构。 另一位日常生活理论家赫勒指出:“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个充斥着异质活动的领域,但是其中的确存在着起支配作用的同质的图式”①。在赫勒看来,马克思的异化观侧重劳动的异化,强调商品拜物教,即以财产的占有为社会存在的重心②,其关注的是类本质,个体被看作自觉地同类本质相关联。而赫勒则注意到了日常生活的“个体”再生产问题。“为了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人必须工作”,而“工作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既是日常生活,同时又是超越日常的直接类本质活动”。③马克思认为,产品对于劳动者,是外在的东西,他生产的越多,他自己越贫乏。赫勒则认识到现代技术社会中劳动过程与技能的复杂关系,复杂的技能会形成排他性等,“没有一定程度的或多或少的排他主义的动机,人类将无法存在。”④这就产生了个人的位置,凸显个体,有了个体再生产的提法。赫勒受卢卡奇的直接影响,将马克思的“自在的类本质”与“自为的类本质”应用到日常生活,并做了相应的区分,后者是与个体自由相关的问题,这样,赫勒就释放出了日常生活最具活力的部分。作为一位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将革命与日常生活结合,强调自己的日常生活研究宗旨就是要寻求日常生活在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方向上的改变。 20世纪后半期,日常生活开始成为理论家们关注的交叉领域。在其《保卫马克思》一书,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会像空气一样,进入日常生活,形成意识形态无意识。⑤而齐泽克在《图绘意识形态》一书导言“意识形态的幽灵”中也提到:“马克思拒绝将商品拜物教归类为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永远是国家性的,而且,诚如恩格斯所言,国家本身是首要的意识形态力量。”⑥应该说,国家或者意识形态的视域,被列斐伏尔、赫勒等带入日常生活,也是作为他们将异化区分为资本主义的异化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