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0)04-0064-08 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文化研究的策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斯图亚特·霍尔的率领下呈繁荣发展之势。在多元文化氛围中，青年亚文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迅速得到关注，一批新生代学者在霍尔的影响下进入亚文化研究场域，解读并发掘青年亚文化所隐含的抵抗性力量与价值。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是其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代表：一方面，与同时代亚文化研究学者的路径走向大抵相同，戴尔在阶级、种族、性别等亚文化论题中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他的特殊性在于作为文化研究学者，他以亚文化“局内人”的身份和立场开辟了一条亚文化娱乐化的研究道路，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亚文化理论者与实践者。那么在这种特殊身份和历史环境的作用下，戴尔是如何理解和探索亚文化的，其研究内容呈现何种特点?本文从戴尔的亚文化研究出发探析亚文化研究路径的发展及走向，同时，从历史与宏观层面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发展。 一、思想启蒙：亚文化研究的历史语境 作为知名电影理论家，戴尔著作众多，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电影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不过，从第一部代表作《明星》(Stars，1979)到《酷儿文化》(The Culture of Queers，2002)，戴尔始终活跃于亚文化研究领域。在戴尔看来，性别、种族与性——这些话题才是电影研究的关键。因此，电影研究实际上只是戴尔进行亚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一种手段，他的真正目的是将电影理论建立在亚文化研究的动机之上，推动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许多学者看到了戴尔对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做出的成果与贡献，却并没有对他作为一名亚文化理论者与实践者的身份给予足够重视。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戴尔在多元化的文化研究中，选择“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呢? 首先，20世纪60年代，世界亚文化运动兴起，新左派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文化运动此起彼落，反正统文化运动在欧美大陆相继上演。英国青年亚文化也日益繁荣，青年亚文化的传播势头非常强劲。在传统英国工人阶级社区(特别是伦敦东区)相继出现了一些在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上偏离主流社会标准，形色各异且离经叛道的青年亚群体：摩登族(mods)、光头仔(skinheads)、泰迪青年(teddy boy)、嬉皮士(hippie)、朋克(punk)等。他们戏拟贵族文化符号，解构主流文化内涵，用极端或暴力的手段与社会支配力量相抗衡。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氛围中，出生于中下阶层普通白人家庭、成长于伦敦郊区的戴尔，在思维和心智日渐成熟的年纪逐渐发现自己的“不凡”之处，他经常为异于常人的“性”问题感到孤独和困扰。突然兴起的亚文化运动使他迅速找到了认同感与归属感，并逐渐意识到亚文化对自己的特殊意义，于是他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亚群体的社团活动之中，积极体验与解读亚文化的深层内涵。1969年美国纽约发生“石墙抗衡事件”，这是同性恋社区团体的一次集体抗议行动，是同性恋群体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开端，也是同性恋运动历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受此影响，戴尔开始正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定期为“同性恋左翼”(Gay Left)杂志撰稿，并加入伯明翰“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GLF)组织中，成为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取得法语、英语、德语和哲学等多个硕士学位后，1972年，戴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剧院工作选择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并在伯明翰学派的启蒙和影响下正式走上亚文化研究之路。 第二，戴尔进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之时，青年亚文化研究重心由芝加哥学派转移至伯明翰学派。这一话语场的转移基于多种契机。一方面，伯明翰学派为了更好地阐释和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无阶级”(Classlessness)社会争论，开始关注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借此重申阶级立场。同时，青年亚文化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开始兴起与繁荣，引起了伯明翰学派的关注，他们发现“青年亚文化最能反映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本质特征”①。再者，为避免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摆脱英国本土的理论困境，伯明翰学派开始从社会学内部寻找理论资源。这种“社会学遭遇”为研究中心带来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使研究内容注入了当下社会问题的新元素，包括青年亚文化。伯明翰学派以更具结构性的“亚文化”概念取代“青年亚文化”，希望“通过‘亚文化’与‘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的关系，重构‘亚文化’所建立的中介，代替‘青年亚文化’的局限，从而展示青年亚文化在阶级关系、劳动划分和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作用”②。“亚文化”由此成为伯明翰学派的重点研究对象。进入伯明翰大学之后，戴尔很快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以及方向性的指导下进入亚文化研究语境。在读期间(1972-1974)，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是考察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要求学生大量阅读马克思、阿尔都塞、萨特、葛兰西等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著作。作为每星期研讨会的报告人之一，戴尔积极参与阅读与讨论，为他的亚文化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亚文化小组的研究重心由亚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批判性关系研究，转移至五六十年代亚文化的独特表现与集体心理学，这种转变对戴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既保留了关注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角度，又拓宽了学术视野，从而对亚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具有了全新的认识。戴尔1976年出版《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该著被认为“在理论阐释层面极大地释放了各种青年亚文化风格的丰富政治文化内涵和活力”③。伯明翰学派从阶级、世代(generation)、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维度对亚文化的符号表达进行深入讨论，戴尔也及时将多重维度纳入自己的亚文化研究。 第三，在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戴尔逐渐发现并认识到自身的同性恋亚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在此过程中实现由“他们”到“我们”视点的转变。1974年，在戴尔博士毕业之际，“同性恋”正式从“美国心理治疗协会”的病例表中除名，意味着“同性恋”不再是性倾向失调(Sexual Disorder)的症疾，而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性表达”。戴尔开始尝试接受并认同自我的身份问题，逐渐展开同性恋亚文化主题的相关研究。在关注亚文化与媒介关系时，电影理论闯入了戴尔的视野。此时，“当代同性恋运动已经将电影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帮助同性恋在公众面前拥有更高的曝光度，另一方面将电影作为同性恋受压迫的一个核心区域进行研究”④。戴尔发现，通过电影影像建构同性恋身份是同性恋社区进行身份定义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于是他以电影为载体，将亚文化理论应用于电影研究中。在戴尔的努力下，伦敦国家电影院于1977年举办了首次同性恋主题电影活动，戴尔主编、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同性恋与电影》(Gays and Film)，同年，他在“Jump Cut”杂志上发表《同性恋与黑色电影》(Homosexuality and Film Noir)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戴尔首次公开其男同性恋者的身份，也第一次实现了“他们”到“我们”这一研究视角同时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此时，福柯《性史》三卷的出版与译介也对戴尔产生重要影响，戴尔开始专注于“性”表征议题。戴尔发现，“‘性’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从中能够了解自己的真相”⑤。在福柯的影响下，戴尔形成了社会构建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立场，他强调：“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的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性身份认同还是性欲都是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⑥戴尔认为：“‘同性恋’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范畴，‘同性恋’与‘性’是作为思想来讨论的内容，他们是我们生活的想法，是我们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体验的一种身体上的感受。”⑦可以说，对于戴尔，从事亚文化研究不仅是时代氛围的影响，更是其自身身份认同下的自觉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