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0]04-0044-15 “理论东方学”是中国东方学的重要形态之一，始自20世纪初并一直持续至今的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争，是“理论东方学”的一种主要建构方式。最重要的论争有四场：第一场论争是20世纪初关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野、各自特点、性质及长短优劣的论争；第二场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关于东西方文明盛衰交替问题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及其争论(可简称为“河东-河西”论争)；第三场论争是21世纪初围绕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所进行的讨论争鸣，主要涉及如何从经济学及世界经济史的视角看待近500年来的东西方关系；第四场是同时由对《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讨论而引发的“疑西”思潮及其争论。从东方学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100多年间的这四场论争，作为中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理论、历史哲学、经济史论等不同的层面，推动了人们对东方学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值得认真加以评述总结。 一、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论争与“东方”观的初步形成 在亚洲，关于东西方文明及其比较的话题是日本人首先提起并展开讨论的，接着成为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直接触因。对此，常乃惪(1898-1947)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这两个名词的起源或者也许从日本来的。”①的确，明治时代日本人是最喜欢使用这两个词组的，从福泽谕吉、西周等人开始，三宅雪岭、志贺重昂、芳贺矢一、冈仓天心、德富苏峰、坪内逍遥、夏目漱石、金子筑水等人引领，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比较论一直都是理论探讨的热点，这一点对当时和后来留日的中国人也颇有影响。可以说，1915年后的六七年间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为主要阵地展开的东西方异同优劣的论战，就论题本身而言就是承续了日本明治年间的东西方文明论辩，但又有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语境。论辩的发起者陈独秀、主要发言人之一李大钊等之前都曾留学日本，都受到日本的近代文明开化论及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思潮的影响，这在东西方文明论战中有充分表现。常乃惪在上述文章中接着说：“我们这一次去日本，听见许多许多的学者、政治家、教育家，和青年的学生；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差不多‘异口同声’都是说中日两国应当互相提携，共同维持这个东方的文明……我觉得东方文明四个字的确在他们头脑里有很深的印象……日本虽然接受西洋文明已经五六十年，但是骨子里依旧含了许多东洋的气味。他们用西洋文明作他的表面，他们还用东洋文明作他们的里子。”②看来，日本关于“东方文明”的思想言论，以及日本近代文化中东西冲突融合的实践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强烈印象，这些都影响到了当时论战中的论题与话语的选择与趋向。论战中所涉及的东西文明的异同问题、所得出的基本结论，诸如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新的”或“现代的文明”，东方文明是“旧的”或“古代的文明”；东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的，或是不可融合的；今后国家民族的出路是全盘西化，还是恢复传统民族文化，等等，其实都是日本人已经争论过的。当时在日本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亚洲落伍论、西方文明优越论、东方文明停滞论；而日本人提出的相应策略，也主要是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全盘西化”论、部分接受西方文明的“有限西化”论，或者是东西方文明调和论。 最早提起东西方文明的话题并明确界定“东方”的范围，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做出鲜明的价值判断的，是曾经留日的陈独秀。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其中写道：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③ 在这里，陈独秀较早鲜明地提出了“东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划分，而且也明确地提出了二者的范围。东洋文明主要是印度与中国的文明，西洋文明是欧洲(欧罗巴)的文明。这一观点，也为此后东西方文明论者所普遍接受。包括观点上与陈独秀相异的较为保守的“东方文化派”论者，也持相近的看法，如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1921)一文中，认为在东方国家中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只有中国与印度；日本的古代文化取自中国，近代文化取自西欧，其他如朝鲜、越南与中亚细亚诸国，都是如此；至于西亚，则介于东西方之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方文化。④“东方-西方”范围的这种认知与划分，是20世纪初东西方文化讨论的共有前提。所以，当谈到“东方(东洋)文明”或“东方(东洋)文化”的时候，指的主要以中国与印度为代表。 作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认为东洋文明未脱旧的古代文明之窠臼，而西洋文明则是进步的新文明，东洋与西洋文明的关系也是旧与新的关系。接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915)一文中，陈独秀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认为东方民族是“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尊家长，重阶级，讲忠孝；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⑤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中，陈独秀做出了鲜明的价值判断，指出此乃西方进步、东方落后的根源。关于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应如何摆脱东方民族文明桎梏，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1916)一文中也给出了回答，认为东西方文明的根本性质是截然相反的，必须在政治上、伦理上都取得“最后觉悟”，即政治上彻底抛弃专制制度，实现立宪政体与国民政治，在伦理上抛弃三纲礼教，倡导自由、平等、独立的原则，而伦理上的觉悟又是政治觉悟的基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