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2.07 一、引论：从“现代化—反传统”到“返本开新”之“时序” “五四”不只是1919年的时间节点而已，而是指称由此节点开启的一个运动。这一运动延伸到现在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它代表着一个崭新的以现代化为诉求的新文化运动，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是其最主要的渴求。很明显，它向往一种崭新的政治社会共同体的构造方式，所要求的是现代性的民主共和，而不再是以前的君主专制，也不再是以前的家父长制社会。与此同时，它要求人们用清明的理智去认知这世界，而且能掌控这世界，对于神秘的、不可知的，它主张应该存而不论。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这是“除魅”(disenchantment)之后的状态(当然，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除魅，除却了旧魅，又会陷入新魅之中①)。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五四”意味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代表着因此而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 相应地，“五四后”意味着由“五四”所开启的运动已经进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该运动一方面还依其原来的轨道与指向继续往前，另一方面则有所调整地发展着。中国传统时序以三十年为一世。一个历史性的运动会有一个三十年(一世)作为它的前阶段，接下来又会有一世三十年作为它的后阶段。当然，这是大体而言，现实中的时序不会这么井然，而是一个连续谱，一直在变化中，有时快些，有时慢些，“三十年为一世”是其大的趋势与总体规律。依此看来，从1919年到1949年，这是“五四”的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又是另一阶段②，可称为“五四后”。 依此推衍，1979年再加三十年是2009年，这三十年则可说是由“五四后”而“后五四”了。很明显，这已经不再是沿着原先的方向运动，而是已经进到了又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这是一个对前面诸阶段进行总体反思，并在反思之后再往前迈进的年代。到了现在的2019年，这一总体反思则已经进展到第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也可能会有飞跃性的进展，也可能会有较大的顿挫。 依循着如上所说的时序来看，一世三十年，一甲子(二世)六十年，诸如“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之间的历史秩序，自然就会清楚起来。尽管清末以来，革新者、革命者曾努力地要抛弃，或者说是扬弃传统，但传统的庞大力量一直左右着革命与改革。表面上，改革者、革命者努力地要摆脱传统，迎接新的未来，认为唯有接受了新的启蒙的洗礼，才有机会开启新的可能。但底子里，传统仍然以极大的力量左右着当下，甚至以与传统相对立的形象，一方面与传统厮杀着，另一方面本身又构成了传统的极端形态。与此相应的是，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有时却是反现代的，但历史无论如何却又是在往前迈进着。此中潜藏着深刻的历史奥秘。 虽说浩浩历史长流与民众的宏观趋向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民众的宏观趋向其实是在少数秀异分子，也即极少数有志之士的生命动能催促下，朝理想迈进的。要是没有这些秀异分子或有志之士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则历史的发展就会被动而停滞，或者是被其他外力所左右。在这些以天下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士君子的参与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尽管有朝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大争斗(美国化还是苏俄化)，但经过了坷坷坎坎总也慢慢地调整到了另一个综合发展的大时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毕竟是发生在中国，所以免不了要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而且这影响是无比巨大的。 只要文化教养是持续的，接了地气，便会进而要求通天道的。中国文明强调人是生活在天地之间，“三才者，天地人”③，人是要参赞于天地之间、要通天接地的。简而言之，1949年以来姓资还是姓社之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被重新放置到了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我原本姓什么”的问题域中。作为“中国”，我自然是姓“中”的——“中和之道”意义上的“中”。《礼记·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何为“中”?又如何“致中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重新诠释相关文化资源，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正是既重要又艰巨的时代议题。 溯源传统是必要的，具体如何溯源则是一个问题。让传统经由溯源而重新进到一崭新的交谈与对话场域中，开启新的思维、创造新的可能，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在经过了无数革命者、秀异分子、有志之士之努力，经由诸多顿挫而进入大国发展之新时代的今天，“返本开新”(有着不同的提法或称谓)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前行的确定不移的大趋向。 二、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存在意识的危机”及其克服 唐君毅先生曾有一部小书《说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④，探寻中国文化当如何灵根自植并返本开新。在20世纪60年代，乃至70年代，这样的呼声甚至都还是绝唱，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我们却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走进了新的阶段。历史的发展看起来是下层建筑影响着上层建筑，但有志之士的理想信念却是一盏明灯，作为终极之善切切地指引着我们在狂风巨浪中，在晦暗不明的漆黑大海里，慢慢由暗夜进入到黎明。 由于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积淀，“血缘性的纵贯轴”意义上的家父长渐渐异化成了暴虐的家父长⑤。清朝用极封闭的方式经营着它的大帝国，虽然曾经辉煌过，但满清前三代所谓康雍乾盛世很快就难以为继。它失去了转化创造的能力，失去了创新发展的能力，先是表现出乏力的症状，终而完全难以为继了。西方人在大殖民的年代，将掠夺的欲望与神圣的理想纠结在一起，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也震醒了国人的文化迷梦。就在这样严重的困境下，中华民族最为内在的本能性动能被激活了，但紧接着，却是整个存在意识的迷失，成为一个无家可归或者说是不认自己家门的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⑥。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无尽藏”被当作了严重的拖累与甩脱不掉的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