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台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具有冲击性的做法，其对国际规则冲击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是大国与国际规则关系中前所未有的，其在行为模式上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给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美国与国际规则：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自上台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诸多对于国际秩序具有冲击性的做法，改变了一些国家关于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认知。①特朗普的做法对美国的战略信誉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一定损害，同时也给美国带来某些方面的利益，虽然其中有些利益可能是短期的。这种利益的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规则来实现的。 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规则是国际制度的一个子集，是其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内容。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将机制(regime)定义为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中，规则是关于行为的规定或禁止(prescriptions or proscriptions)。②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国际制度是各种规则与规范相互联系的复合体，③制度是比规则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是人们创造的、用以塑造人与人互动行为的框架。④在正式规则之外，还有很多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如社会制约下的规范与行为，个人基于内在信念实施的行为准则，等等。⑤国际规则是所有国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制度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实施上，国际制度的变迁往往也与国际规则的变化相联系。 与国际规范不同，国际规则的内容更为明确，其存在性以及对它的违反可以被更清晰地识别，而国际规范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是一个行动者的共同体对于什么是适当行为的共享期望”。与私人拥有的信念不同，规范是共享的和社会性的，它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主观之间的。⑥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认为，规范仅仅是在行为人之间被分享的一个信念，在他看来，规范并没有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它只是给了一些你可以期待别人怎样做的信息，而你将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行动。⑦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认为，规范是一种稳定的惯例或者就是一种惯例。⑧阎学通认为，规范是社会多数成员所遵循的准则，并将国际规范定义为“多数大国所遵循的权力与责任方面的行为准则”。⑨这个定义对大国的强调无疑显示出现实主义的色彩。 大多数学者都强调规范所具有的主观性及其在人与人之间的共享性。由于其主体间性，以及它往往只是代表大多数行为体的期望和行为，因此，对规范的违反往往不及对规则的违背那样清晰和引人注目，包括规范的存在与否在很多时候也需加以仔细辨析才能比较可靠地确认。 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与各国的利益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制度与规则的一个主要作用，是通过为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提供稳定的框架来降低不确定性，由此稳定行为体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使合作更容易达成。⑩不过，如张宇燕所指出的，制度存在“非中性”问题，即同样的制度给不同的人带来的利益不对等。张宇燕所说的制度，是指“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和习惯”。(11)规则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他所说的制度非中性，自然也包含了规则非中性的含义。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规则所体现的利益“非中性”的特征可能更为突出，因为实力结构在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持、改变与废除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和直接的作用。关于国际制度与规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秩序演变的特征是，“控制体系的强大国家的相继崛起决定了国际互动关系和建立体系规则的模式”，霸权国的权力确保了规则和权利的确立与维系。(12)在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制度基本上是世界权力分配的反映，它基于大国自我利益的盘算，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并不产生显著的独立影响。制度即使起作用，也只是边缘性的。(13)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制度不能阻止国家的权力最大化行为，但大国可以创建和利用制度来为其利益服务。制度诞生的首要前提是成员之间有着共同利益，而该制度的主导者正好也是其最大获益者。简而言之，制度反映了大国的利益，制度的本质是大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14)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利益分配格局，制定成员在谋取自身利益过程中应遵循的规则和规范，决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的方案和模式。(15) 自由制度主义者并不认同米尔斯海默的上述看法。罗伯特·基欧汉和莉萨·马丁(Lisa Martin)认为，与米尔斯海默的关于制度主义理论与分配问题无关的断言相反，分配冲突(distributional conflict)可能使制度变得更加重要。(16)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加强合作的回报并将其制度化，使声誉成为重要的资产，而且国际机制使获得声誉更容易和更可取，从而能促进国际合作。(17)克拉斯纳认为，机制有自己的生命力，这种能力独立于最初导致它们产生的基本要素。(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