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作为最重要的中国现代剧作家，他的几部戏剧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题材各有不同，《雷雨》中带有专制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矛盾和阶级冲突，《日出》展现的中国上层社会的荒淫堕落和下层社会的血泪苦难，《原野》中被凌辱与迫害的仇虎以荒蛮方式进行的反抗与复仇，《北京人》中一个“诗礼传家”大家庭的败落与离析，这些都指向现代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而曹禺的几部戏剧又以各个不同的戏剧艺术形式为人瞩目，《雷雨》由多重戏剧时间构成的套状戏剧结构，《日出》群像式的人物展现方式，《原野》的原始色彩和象征主义手法，《北京人》的“静的戏剧”与“北京人”的象征色彩，这些也都引起读者与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相当多的论述分别加以辨析。那么，在曹禺的创作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戏剧观？这几部戏剧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在表面看来迥然不同的戏剧作品中是否存在着某种整体性和一致性？ 初看起来，曹禺前期四部戏剧有着两种不同的结构方式，论者往往认同《雷雨》《原野》是锁闭式结构，《日出》《北京人》是开放式结构，而这两种戏剧结构被认为是戏剧结构最基本的两种方式。①顾仲彝认为，除了锁闭式结构和开放式结构外，近现代戏剧还发展出了一种人像展览式结构，这三种戏剧结构是戏剧史上最常用、最主要的结构形式，而《日出》就属于人像展览式结构。②和小说、散文不同，戏剧文体本身对结构的要求很高，戏剧结构不仅和戏剧的外在形式有关，本身也联系着戏剧的内在主题。曹禺是内行的剧作家，在戏剧结构上尤其着力，他在多篇创作自述中曾多次涉及这个问题。曹禺曾谈到《雷雨》“太像戏”，《日出》有着“结构的统一”，《北京人》更好地在融合西方戏剧艺术的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等等。如果说从《雷雨》到《北京人》，戏剧结构发展变化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那么，这中间有没有始终不变的曹禺式内在戏剧结构？ 《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保留与否，曾经引发不同的争议，如何理解作家要保留这一结构的自辩？《日出》的第三幕是否有“生硬插入”之嫌，方达生的人物设置是否仅仅充当作者的代言人？《原野》结尾带有神秘色彩、象征主义倾向的对仇虎幻觉的描写，是否是对奥尼尔《琼斯皇》的简单模仿？《北京人》以写实的方式展现大家庭的中落，为何要加上象征色彩浓郁的袁任敢一家和一个现代工人装扮成的北京猿人？这些“曹禺式”的戏剧形式是否能够从曹禺创作的整体考察中得到说明？这些独特的戏剧结构方式和曹禺的戏剧观有何关联，是否形成了统一的曹禺式内在戏剧结构？如果这些聚讼不已的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解答，那么就可以成为理解曹禺前期创作的重要基点。 将曹禺三四十年代这四部代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以看到在各不相同的戏剧形式中存在着共性，那就是始终如一的“回溯式”和“闯入式”的双重隐形戏剧结构。劳逊曾经指出，戏剧中动作的统一性和主题的统一性其实是同一样东西，而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正是通过戏剧结构来实现的。③可以说，概而言之的锁闭式结构和开放式结构，更多地描述了曹禺戏剧的外在结构形式及戏剧形式的转变，而联系着戏剧主题的“回溯式”与“闯入式”隐形戏剧结构，则证明着曹禺戏剧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和主题，以及这两个内在结构和主题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使曹禺戏剧的形式与主题显现出某种暧昧、神秘和争议性，也塑成了曹禺戏剧的现代性品格。“回溯与闯入”的双重隐形结构背后，是曹禺独特的现代戏剧观与悲剧观。曹禺的戏剧结构与戏剧观，则需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易卜生、斯特林堡、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戏剧转型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更为清晰的体认。 一 回溯式结构 曹禺戏剧表现的内容都较为复杂，而且往往涉及长时段的人物经历，可以说，他选择的戏剧题材往往是长篇小说的容量，那么，如何将这样多的内容熔铸到表演时间不超过一个晚上的话剧舞台形式中？曹禺采取回溯式戏剧结构，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 《雷雨》为人津津乐道的“发现”与“突转”的戏剧技巧，背后就是典型的回溯式戏剧结构。第一幕开场的时候，戏剧中关系人物命运的重要事件几乎都已经发生。三十年前周朴园对侍萍和大海的遗弃，三年前蘩漪和周萍的私情，半年来周萍和四凤的相恋，几天前周朴园矿上以大海等人为工人代表的工人罢工，这些事件在结构上可以视为戏剧“前情”，在戏剧主题上却不仅仅是“前情”那么简单，而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是通过“发现”的手法逐渐呈现出来的，整部戏从结构安排来看则可以视为回溯式戏剧。 这种回溯式戏剧往往被认为是由易卜生创造并发扬光大的。彼得·斯丛狄在《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一书曾经敏锐地指出易卜生戏剧的“分析技巧”，并且将运用这种技巧的剧作称为“分析戏剧”。分析戏剧的结构方式正是回溯式戏剧结构。所谓“分析戏剧”，真正的情节在戏剧开始前就已经发生，并且在戏剧展开过程中逐渐揭示出来，换句话说，戏剧是从结局开始的，作为前因的主要戏剧事件并不直接呈现在戏剧舞台上。分析戏剧是斯丛狄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考察得出的戏剧类型，这种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互为表里、互相决定。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社会支柱》《群鬼》《海上夫人》《罗斯莫庄》《野鸭》《建筑师》《博克曼》《当我们死而复醒时》这些重要的作品，采取的都是这种分析技巧和回溯式戏剧结构。关于这一点，焦菊隐《论易卜生》也有类似发现，他指出易卜生戏剧有“浓缩的力量”：“自从戏剧一开始，动作就一直是紧张的，有时一开幕便是‘高潮’。因此读者和观众，当戏一开始时就被其集中的浓缩的力量所吸引。而他的戏剧的外部的动作太少。外部的动作虽少，内部的涵量却是饱满、密集的。”④这显然也是拜回溯式戏剧结构所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