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从碑学①初兴谈起 清初以降，考据学兴盛，而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成果又增益了考据学所依凭的资料，于是以考古发掘的文献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语)开始运用。比如，清季学者文人中间出现了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的动向，而碑碣印玺，本来就通于书法，考古及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对书法界的影响是：书法的取法对象不断扩大，从乾嘉时期的汉魏六朝的碑版、墓志、造像扩展到了道咸时期碑版摩崖、钟鼎彝器、钱币、镜铭、玺印、陶文、瓦当、砖文等，再扩展到1900年左右所谓的学术最大发现中之殷墟甲骨文、敦煌经卷、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简牍、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取法对象的改变促生了书法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书体从乾嘉时期以篆、隶的复兴为先导，发展到道咸时期楷、行、草风格之改变，再到民国时期写经体在知识精英圈子内的流行，碑派书法由此诞生并逐渐兴盛，打破了一千多年以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在书法理论方面，嘉庆(1796-1820)中期，阮元(1764-1849)通过考证梳理大量金石文献，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挖掘整理出与帖学相对的北朝书法，并且对其大力提倡，发出了尊碑抑帖的先声。道光年间(1821-1850)，包世臣(1775-1855)所著《艺舟双楫》刊行，其中论书部分追溯了汉代以来书法用笔源流，推崇魏碑，建立了笔墨新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的康有为(1858-1927)正是在《艺舟双楫》的基础之上，作了《广艺舟双楫》，并在其中评价道： 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② 《艺舟双楫》除了因提倡碑学、建立笔墨新体系而备受瞩目之外，它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将“艺”的双楫设定为“文”与“书”，有形地呈现了“文”“书”结合的理想的文人生活形态，这打破了历代书论画论排斥文学理论的范式，同时对清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金石考证偏重经史、排斥艺文的倾向有所纠正。《艺舟双楫》这种体裁设置，将书艺扩展到文人品第，暗含着文章书法相匹配才是理想的文人这种价值判断。 康有为在1888年上书失败、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情况下，迅速转向碑学研究。他借助书法的微言大义来求政治之变，逾一年即完成了被誉为清代碑学理论巅峰之作的《广艺舟双楫》(1889)。该著首次提出“碑学”、“帖学”概念，独尊魏碑，否定唐楷经典审美范式，并且将帖学贴上守旧、类古文经学等标签，与开新求变、类今文经学的碑学相对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他的《广艺舟双楫》也传到了日本。当时留学早稻田大学的钱玄同买到了它。钱在日记里记载：“上午至神田，购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及《大义觉迷录》两书。……归，阅《双楫》，内述隶宗汉，碑宗六朝及隋，而卑唐以下。甚好。”③自1908年夏章太炎在东京的《民报》社为周氏兄弟、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讲座，讲解《说文解字》，章太炎门下弟子也自此交契日深。同时授业于章太炎的朱希祖也注意到了流入日本的国内碑学名著，他记载自己“至上野帝国图书馆特别室，观《安吴四种》中《艺舟双楫·论书》一卷”。④而朱希祖第一次见到武梁祠、云冈佛像等影像资料，以及罕见的金石书，则是在钱稻孙家。⑤故可推测，以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和交往方式而言，这一拨留日生在汲取西学和日本学问的同时，他们共享中国传统经典，包括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碑学。1914年日本美术家中村不折(1866-1943)和井土灵山(1859-1935)将康著译成日文，名为《六朝书道论》，由二松堂出版，到1927年康有为逝世已经翻印十一版。事实上1880年杨守敬(1839-1915)赴日，带有历代碑版法帖一万多件，由此在日本书界刮起以篆隶书和碑学构成的一股旋风，碑学就跟随着他传入了日本，日下部鸣鹤、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学者在汲取中国碑学理论的同时，从东洋学视角来考证书法。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可能不受这股旋风的影响，故他们阅读碑学著作并非出人意料之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古籍、书画、金石、碑帖拓本等大量文物传到日本，彼时形成了如三井等财阀系收藏家。此外，大正到昭和期间出现了新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主要有政客、商人、文人学者和美术家等”，“碑学是从近代之前到近代(尊重传统中国思想的)延续的过程中逐渐被接受的。在书家、学者和汉学家等群体中，作为最新的学术知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⑥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如大村西崖等所撰中国美术史改变了对美术的认知，由原来的书画扩展到了金石范畴，这些美术史著作又形塑了民国知识人的美术观，这在周氏兄弟身上体现得尤为分明。 留学时期的周氏兄弟并没有留下阅读碑学的文字，但是据周作人晚年回忆，少年时代的鲁迅就关注罗振玉的著作：“富晋书庄价钱奇贵，他最害怕，只有要买罗振玉所印的书的时候，不得已才去一趟，那些书也贵得很，但那是定价本来贵，不能怪书店老板的了。”(《鲁迅的故家》)进入民国，政治思想已然落后的康有为在碑学上的影响日隆：碑学不仅成为显学，也成了被精英知识人普遍接受的一般学问，它改变了民国艺术的整个生态。从中年就开始学包世臣、齐魏版造像的沈曾植(1850-1922)进入民国之后始取法敦煌经卷、流沙坠简，冶为一炉，完成了衰年变法。被誉为“帖学之魂”的沈尹默(1883-1971)因受陈独秀批评其字“俗在骨”，于是在研读《艺舟双楫》的基础上，反复临摹《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爨龙颜碑》等大量魏碑及墓志，碑帖兼修，方成一代大书家。此外如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等，无不在碑学的滋养中形成了各自的书风。而金石学对吴昌硕的书、画、印的影响更是显见。民国之后的周氏兄弟正是在浓厚的碑学氛围中几乎同时做起了鉴藏、抄录和辑校古碑的工作，在北京、绍兴之间频繁地互寄碑拓、金石文字。兄弟失和之后二人互为参商，鲁迅继续在辑校古碑之路上前行，这在萧振鸣著《鲁迅的书法艺术》(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至于周作人，他辑校古碑的工作比鲁迅更早，直到2010年，始有研究者对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工作做大致的整理，⑦但缺乏进一步的阐释。1917年4月到北京之后，周氏与清季以来碑学脉络里的人及其审美趣味、文化品格的关联，也都因为线索的隐蔽和凌乱而缺乏系统的整理研究。笔者发现，如果把周作人放在碑学的发展脉络中，梳理他与碑学人物系谱的关联，不仅可以追溯周氏审美趣味形成的根源性的东西，也可以窥见那种关联性背后周氏的历史观和思想形成的路径。故此，笔者将沿着先行研究所提供的草蛇灰线，来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收藏碑拓、辑校碑刻：“向下渗”的地方性知识 1912年民国初立，政治和人心不稳，社会失范。“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的精神才力都注重到政治方面，对于思想文化无人注意”。⑧然而刚从日本回绍兴的周作人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的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⑨只是在家里抄书。他“统观全局，则官威如故，民瘼未苏”，⑩对现实政治失望，转而求诸思想文化建设。自1913年3月被选举为绍兴教育会会长之后，他于地方文化事业日渐热心起来：创办并编辑《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5年3月起改为《绍兴教育杂志》)，以此为阵地，倡言儿童教育、风俗调查、古迹调查保护。他援引欧美设立专司、日本设立史迹及天然物保护会之例，建议效仿；同时以嘉庆年间阮元巡抚浙江为例，叙述阮元“复设防护工事，调查两浙名人祠墓，由有司保护之，山会二邑所属，如禹陵、仓颉祠、曹娥庙、朱买臣、马臻、梅福、蔡邕、王羲之、贺知章、陆游、唐琦诸宅墓，皆有其著者。有明一代，多气节之士，故其数尤众”，由此批评绍兴当地视古迹为弃地，假破除迷信为由毁坏古庙，呼吁“苟于国民文化有所关者，皆宜一律保存”，“所以供赏鉴，资研究”，(11)并指出破除迷信在于改革弊习，而非拔除宗教。同时期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在其撰写的工作纲领中，有关“保存事业”的旨意与周作人相同，区别只在中央与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