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最具思想性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长于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从国民性、文化根性的角度思考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城乡困境以及与政治、革命、意识形态、文明、经济、欲望等相关的诸多现代性问题。他的小说从来不回避对思想的阐述，小说内部始终矗立着一个强大的思想者和反思者的形象，其鲜明的思想诗学赋予了小说以特别的审美品质，故事性、可读性也许不强，但给读者思想、心理和情感的冲击与回味却是巨大的。他最新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讲述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自高考入学至2007年三十年间的读书、工作、生活和情感经历，故事性和世俗性对比于《爸爸爸》《马桥词典》这类作品虽有显著增强，但其内在形而上的思想性风格依然极其强烈。小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突出特征，一是有着丰富的时代肌理和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内容。三十年当代中国史构成了其历史背景和叙事前提。二是小说在叙事视点、技巧和方法上有着突出的先锋色彩。时代生活内容在小说中得到独特的观照和处理：既作为小说人物所经历和遭遇的具体的经验性时空被讲述，同时也作为被审视、被反思的对象和客体被讲述；既是被讲述的内容，也是被反思的对象；作为“事实”，它们以“建构性”连接起相对稳定的故事；作为被讲述的事实，它们是某种话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它们是分析性或解构性的。它们既是时代的见证，又是时代话语的表征性的产物。内容的时代性、现实性，叙事的生活质感和形式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糅合，产生了奇异的审美效应乃至理解困惑。 一、八十年代①：被“还原”与反思的对象 按照通常理解，“文革”的结束与八十年代的开始，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断裂”，小说中的人物——知青大学生是革命时代的幸存者和启蒙时代的幸运儿。九十年代后，他们再次经历了由启蒙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这一历史的“断裂”或“转型”。对于始终处于历史中的他们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起点：人物新生命的起点和小说叙述的起点。 回顾自我诞生的历史，作家们自然有见仁见智的态度和选择。在九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或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曾经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的“黄金时代”，一个去而不返的作为“五四”久远回声的启蒙时代，或一个被否定乃至戏说的对象，或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原点”，或一个注定被超越的“过渡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经常被置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崇高/世俗、精英/大众等二元对立框架中，做抑此扬彼、互为他者的价值判断。 《修改过程》立足九十年代知识和思想立场(这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构成)，对八十年代秉持一种以还原为基础的反思态度，既没有将历史的某一侧面刻意放大，而陷入新的扭曲和遮蔽，也并非一味肯定或否定，而是在借助自身经历和体验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反思和批判其中的局限与危机。 小说“附录一”以77级2班班会脚本的形式。对八十年代的“文学”特质进行了现身说法式的概括——“文学成了这个群体的集体特质：热情，敏感，富于想象，乐于引经据典，不无雄心甚至偏执狂。”八十年代以文学为载体承担了高涨的政治热情和使命：“文学承担着的人类良知，是社会进步的敏感神经。”他们创办《我们》大型壁报，直指“敏感时政话题，提倡讲真话，无异于投下了一颗不小的思想炸弹，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冲击波。”他们因校园危楼事件发动揭黑反腐行动。这是韩少功运用思想随笔的方式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揭示，也是对小说正文部分以形象、故事形式隐含的“思想”的概括性传达：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仍然运行于民族国家层面，在他们的文学热情中仍然包裹着挥之不去的民族国家价值内核和民族热情。 同时，作为韩少功的新世纪之作，《修改过程》已经超越了八十年代小说中现代性之民族国家层面对个性解放、个体自由层面的压抑，而从政治、文化启蒙角度进入了三十年前小说极少涉猎，而又在九十年代被欲望化叙事从反向予以嘲讽和解构的“人性”“个体”“生命”等话语层面，展现八十年代的驳杂、嘈杂与混沌中的生机：崇高与世俗、革命与食色、理想与世俗、观念与物质、虚无与实惠、自由追求与欲望追逐、人性解放与本能释放、个性觉醒与内心虚无、心灵的纯净与人性的阴暗，个人主义之潮的涌起与个人的困惑，是如何纠缠夹杂一起、难分难解的。 小说从多方面还原了八十年代的复杂性。它以知青大学生们不但爱唱《国际歌》，还私下爱唱邓丽君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注解了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传统的革命激情仍在延续，但青年们不再拒绝世俗，恰恰相反，个性、利益、功名、情爱、享乐一类倒成了理想的应有之义，个人欲望成了公共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知青大学生“来自清贫和禁制的往日，其理想从一开始就翻腾着人间烟火与食色天性”。作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这是衰变还是革新？是可疑的人格分裂，还是必要的观念重组”。(第274页) 《修改过程》着意表现八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文革”)之间的复杂性关系。查建英认为：“‘文革’式的革命激情和八十年代的反叛激情看上去一正一反，其实是有关联有延续的，因为八十年代反叛的主力军实际上正是‘文革’一代人。”②首先是政治功利性思维。班长楼开富是一个《班主任》中谢惠敏式的人物，“看重思想道德和组织纪律，暗中密切关照各位同学的背影”，但不同于谢惠敏的政治文化蒙昧主义受害者身份，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投机目的，“非厅级以上老革命家庭的不娶”。楼开富的权力欲望渗透在学习和生活各个环节中：经常宣讲文件精神，背领导讲话以适时引用，让领导开心，把品德、理想、现代化、革命传统讲得振振有词。他是个典型的马屁精，把暗恋他的赵小娟送给他的紧俏电影票，送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即便第一次与省里高官女儿“谈恋爱”，也“开口就作报告，讲理论”，从自己对省团代会的三个“没想到”谈起。政治对于他来说只是攫取权力的手段而非出自内心的信仰。其次，在谈到个人主义思潮兴起时，韩少功认为这是利益理性和“很多人的江湖打拼经验相结合”催生的结果。这一点在马湘南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而马湘南与同学在做作业、考试等方面的交易，则表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交换原则，在当时是已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的。再次，对体制和权威反抗的合理性的反思。小说正文部分讲述“驱张运动”、反抗校长张某的“八禁”，群情激愤、声势浩大并终获成功。这无疑是能彰显那个时代的典型事件，但小说通过几处细节，还原出“自由”等宏大语词的具体历史形态。一是有人将陆一尘贴在床头的一纸让人心潮澎湃的格言中的“血”字涂改成“荷尔蒙”。以理想之名行欲望本能满足之实。二是为“自由”而“驱张”，反倒压制和剥夺肖鹏在宿舍休息的自由。三是“附录一”再次以反思态度提及此事：这一事件中包含了多少合理的反抗？又包含了多少任性的粗鲁？”(第2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