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写进当今呢？ ——马克·弗里曼 这些习惯当中的最基本的习惯，这些未经反思的对待事务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视野。……造就了我们自己 ——艾伦 一、小引 张光年在《向阳日记》中披露，他在干校时，患有泌尿系统疾病、气管炎、痔疮、腹泻、牙神经炎症、失眠、慢性肝炎、十二指肠溃疡和胃炎等多种疾病。到咸宁干校不足一月“连日痔疮脱肛，来回途中很狼狈”。(1970年1月2日)还坚持干重体力活，“上下午随全排到沙场劳动，跟葛洛、侯金镜一起清除石子堆。痔疮脱肛，在所不顾。”(1970年1月11日)三天后，终于顶不住了，“痔疮大发。今天向班排领导请假一天，在宿舍写《一月份思想汇报》，晚十时许写出，四页，两份”。(1970年1月14日) 张光年初来干校时五十六岁，1975年获准“解放”时六十二岁，这个年纪有一堆慢性病，应算正常。不过，疾病里有“记忆”，有“历史风云”，也有“干校故事”，这些病，就有必要左牵右引，敷衍成一篇关于干校的学术论文。更何况，这些疾病牵动着一个特定时期。他坦言，“对我这八十三岁老人来说”，将“日记”温习、筛选、抄录而成书，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因为，我“最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央专案组对我于一九二九年(十五岁时候，白色恐怖下)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期间一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既然江青对威特克夫人的著名谈话中公然点名‘张光年是托派’，她所御用的专案组就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证”。而且原住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八口之家也四下离散。妻子黄叶绿下放天津静海干校，大儿子安戈到晋北代县插队，女儿安迪去黑龙江萝北建设兵团，小儿子安东转赴在广东的舅舅家，在北江钢厂附中上学，自己在咸宁。唯八十岁的老母在北京坚守。……① 因此，病痛不单是身体，而且蔓延渗透到了心灵世界。本文所用是张光年干校后期，即1972年底至1975年6月的“日记”，活动分布在咸宁——北京——静海等地，关涉作者时空的转换迁移，及本文“过去”“今天”“习惯”“互动”和“反思”等几个关键词。 二、治病归去来 “日记”作者从咸宁回北京治病有两次。一次是1972年11月至1973年6月(半年)；另一次是1973年8月至1974年12月(咸宁干校解散)。虽然1974年春“干校正加紧动员大家回校”，(1974年4月3日)他仍延迟不归。因此，张光年声称的“干校六年生涯”，满打满算是1969年底至1971年11月零十几天(包括静海干校13天)，另三年则在北京治病和等待中度过。 作者所以治病不归，或归后再返，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时有被“解放”的传闻，留京也许是静观待变；二是从1972年到1973年间，干校人员大都返京工作，或另择高枝，转赴其他省市。人心思归，是下放干部内心的主旋律。②这种情况下，从《日记》中可以捋出一些历史的真实，还需要“画外音”“小注”等旁证的进一步检视和补充。 “日记”自述： 从1972年1月起，作者多次申请探亲事假，均未获批。(1972年1月6日)同年8月受臧克家回北京触动，再请假(以母亲八十岁为由)，也未允。渐悟出，其实可以“治病”为由，迟滞不归。“早上严文井告诉我，我的请假问题，北京基本同意了。”不过只给“一个月事假，路费自理”。(1972年11月8日)由此，他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治病之旅”。③将“日记”抄录如下：“下午……偕安东坐电车到朝阳医院(查体)。经王大夫仔细诊查，发现肝肿大两指”，“王大夫怀疑是慢性肝炎”，“认为应留京休养”。(1972年11月30日)几天后复诊，王大夫断为慢性肝炎。诊断书建议：一、禁酒和油腻食物；二、休息，避免体力劳动；三、定期查肝。并开药。(1972年12月4日)将检查单及诊断书寄连部，获续假一月，但嘱“到时如期回连”。(1972年12月14日)次年1月，去护国寺医院做电气扫描检查，“以确定是否有肺癌或肝硬化”。早晚服汤药。(1973年1月1至15日)……春节过后，上午到“友谊医院抽血，检查‘癌反应’。”“下午到朝阳医院作‘肝扫描’”，检查有无“肿瘤”。(1973年4月2日)再致信连部续假，被拒。当天《日记》记载：“今天情绪不好，翻阅《金石学》一书”，借以排遣。(1973年5月6日) “画外音”： “日记”作者与连部的想法显然不能接轨。在王大夫和作协同事张僖看来，有诊断书作证，再续假一个月应属合理。而连部认为，已批一个月，又续一个月，如再续假需报干校政工组和大队领导批准。因此，落款“五连连部”的来信，只同意“抓紧时间治疗”，并未有同意继续延长的意见。④如按照作者本意，考虑肝炎治疗时间较长，更愿不断续假，他最后也这样做了。可连部倾向带药回来，在干校和咸宁医院继续疗治。因此，在从1972年11月到次年4月，双方通信不断。一再“续假”5个月后，连部来信终于流露出不快：“三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了，关于续假问题，经研究，不同意再续假了。”⑤虽然如张僖所说，李季、严文井等连领导曾给予“照顾和方便”，但碍于北京专案组压力，干校相关政策纪律，也不会容忍一个下放干部跑回北京逾期不回。所以，作者虽再次申诉仍有“肝疼、头晕和腹胀”症状，连部亦未再松口。最后，干脆把责任直接推到干校一级：“关于你续假问题，经研究并请示干校政工组，认为你可将药物带至干校来煎服及休养”，并再次催促其“尽快返校”。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