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1-0072-11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日，中国的鲁迅研究伴随着五四文学研究的展开，获得了深入和发展。 一、关于鲁迅的综合研究 一是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首先集中在鲁迅早期思想方面。董炳月的《论鲁迅的“南京记忆”——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认为，1898年5月至1902年2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四年。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正面写及南京求学生活，做了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决定这种叙述方式的，是鲁迅作为作家的自我呈现与“弃医从文”的逻辑。1926年在《琐记》中再次讲述南京生活，则强调《天演论》的阅读体验，并进一步突显了自己“前行者”“寻路人”的形象。他在南京求学期间之所以对医学感兴趣，不仅与其父亲的病有关，而且与其祖父的《恒训》有关。鲁迅的“立人”思想、进化论观念、对西医的认同等等，均可在南京求学生活中找到原点。①朱晓江的《留日期间鲁迅文学思想的生成(1902-1909)》认为，在“民族救亡、明治镜鉴和探索20世纪新文明”三者交织的背景下，留日期间的鲁迅文学思想生成表现为1902年东渡日本后，受梁启超影响，走向“以‘新民’而实现民族救亡之目标”，幻灯片事件后，“通过对日本明治模式存在问题的体认，鲁迅的视野由民族救亡拓展到更为整体性的东亚危机和弱小民族的生存危机”，鲁迅对于文学的认识，已不止于“新民”理念，“作为通向‘真人’社会的核心途径，作为‘心声’之展露的文学，已然成为解决弱小民族生存危机的枢纽性工程，是鲁迅民族救亡，乃至建设20世纪新文明的核心之点。”②孙海军的《鲁迅早期革命观的演进逻辑》梳理了东渡日本后的青年鲁迅之革命观的演进逻辑，即1903年底提出“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这一带有暴力色彩的革命观到“革命先要革心”的“精神革命”。这种革命观的“内转”表明鲁迅的关注重点从“政治制度的变革”转为“精神维度的变革”，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思想家鲁迅的思想原点”，其精神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淘汰兽性、警惕奴性、发现人性，养成‘真的人’”。③孙尧天的《“偏至”、“复古”与文明再造——早期鲁迅对历史进步论的接受与抵抗》认为，在20世纪初历史进步论被中国思想界广泛接受的情况下，鲁迅曾借助历史进步论关照晚清时期的中国，但他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复杂：“鲁迅认为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无法含混地在各时期之间指认出进步的必然迹象，”根据进化论所昭示的史实，鲁迅重新评价了古代历史，强调古今之间的有机延续并希望锻造出新的民族主题，在此基础上，鲁迅反转了晚清文明论的框架，推崇“野蛮中的精神力量”，认为中国历史的内部蕴含着生机。④孙尧天的另一篇文章《论鲁迅早年对强权秩序的批判及其“人国”理念——从“幻灯片事件”说起》认为，以日俄战争为契机，鲁迅深入思考、反驳了托尔斯泰的观点。托尔斯泰从基督教教义出发，谴责日俄战争以及现代世界中的暴力因素；鲁迅虽批判强权秩序，但他认为在强权林立的现代世界中，暴力是必然及必要的。更重要的是，鲁迅提出的“兵为人用”以及“人国”的理念，标识出他与晚清追求富强的潮流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关联。⑤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也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韩琛的《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认为，1927年的鲁迅近乎一个“三位一体的革命者”：事关个人解放的恋爱小革命、辗转数地支持青年学潮反抗政教的中等革命、落脚广州响应北伐颠覆社会体制的大革命。然而“三位一体的革命”最终皆以不同程度上的“复辟”告终，使得鲁迅梦醒于革命终结带来的虚妄。鲁迅的恋爱和革命均始自“被压抑者的激情回归”，终结于“重构现实秩序的压抑性暴力”。在后五四时代，“中国问题趋向政治解决、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共识、五四精英的思想分野、党治国家的确立、革命的自我悖反等历史因素。都在鲁迅1927年的生命漂流中留下痕迹。”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左翼革命的鲁迅最终在左翼场域中成为革命的“道成肉身”，然而，鲁迅“绝对神位”的确立，表征的是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叙述，即“自由与解放实现于对必然性神话的臣服”。⑥邱焕星的《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认为，“在遭遇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知识阶级因文化政治认同问题而左右分裂，鲁迅由此一跃成为‘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和‘时代的战士’，一度占据了国民革命联盟的文化领导权。”但在南下广州后，其“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在北京时的同一性被打破，随着革命蜕变为专制压迫的‘政治’，鲁迅提出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学’的‘文学政治’存在模式，在‘中期鲁迅’阶段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鲁迅革命传统’。”⑦李玮的《再造新文学：国民革命前期的鲁迅》认为：“国民革命前期(1924-1926)，新文学在革命的挤压下发生意义危机。不同于否定新文学和继续建设新文学两种态度，鲁迅呼唤重建‘崭新的文坛’和‘真的新文艺’。”其中包括：“强调新文学的边缘性特征，破坏新文学的专业化边界，重建否定性的虚无文学主体，赋予新文学以文学内部的革命性。”⑧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鲁迅的“广州体验”被给予了特别关注。邱焕星的《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认为，“‘广州鲁迅’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朝革命’的复杂状态”，鲁迅在广州经历了“主动呼应革命——被动革命重构——文学政治创造”的阶段变化。论者指出，“从‘在野革命’到‘在朝革命’再到‘在朝政治’，南北革命机制的不同造就了多重的广州鲁迅革命状态，它反映了鲁迅思想和知识分子革命的复杂性，这实际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⑨陈红旗的《广州体验、“名士”流风与鲁迅的“革命政治学”》一文认为，鲁迅在广州期间经历过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治，在“如何判定革命文学”和“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鲁迅认为作者的“革命人”身份才是关键。广州体验也使鲁迅加深了对革命政治的感悟，促使他抛弃机械进化论，吸纳阶级论，完整地构建了“革命政治学”，体现出其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文化选择的独异性。⑩南帆的《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认为，由于广州时期的鲁迅对青年的所作所为颇感失望，并且正如瞿秋白所言，在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中鲁迅在认识到工农民众与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的对立中表现出了“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使鲁迅最终产生了“放弃青年/老年的二元对立而代之以阶级对立的观念”的思想转变，由进化论的成见走向阶级观念，这象征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认识转型。(11)鲁迅“广州体验”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袁少冲的《论鲁迅厦门广州时期对“学院”的体验与诀别》(12)、刘进才的《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决断的勇气——论闽粤时期鲁迅的人生境遇及其抉择》(13)等。 在梳理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尤其是鲁迅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方面，姜振昌的《百年经典：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认为，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基点是“以人文精神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启蒙主义所构成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范”，鲁迅“立人”思想和实践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及其思想和创作中凸显的“强调启蒙者主体的精神、人格力量建构”“重视作为启蒙对象的民众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与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不拘一格改造和选择新文体”等，主导了五四文学的走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在历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六七十年代的挫折后，在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得以重生和延续，焕发出新的生机。(14)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以1918、1919年的〈新青年〉为例》认为，鲁迅文本中存在着一个被忧愤的词语和现实笔触所遮掩的“隐藏的叙述”，这一“隐藏的叙述”表现为鲁迅作品的“内在的理性”，对遗老遗少话语激进，对同人与青年们充满爱意，在杂文中诅咒礼教的黑暗，而另一方面呼唤温情，并进而形成了鲁迅作品中生动的“自审”话语。(15)韩琛的《〈新青年〉与五四文明论》认为，“五四”是文明论在中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期，中国中心主义的古典文明论近乎瓦解，并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论所取代，这一状况从《新青年》得以体现。通过鲁迅、陈独秀等的整体反传统和西化的文化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现代文明论的知识霸权，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深刻影响，这也是导致激进主义文化运动在20世纪中国不断反复的历史原因之一。(16)谭桂林的《〈新青年〉的生命主义与新文学传统建构》剖析了鲁迅与五四文学的“生命主义传统”。论者指出，对道教文化中“重养生”“炼丹药”“采阴阳”等谬妄的生命学思想，鲁迅提出以“科学”来扫荡和澄清国人头脑中关于生命的谬妄观念；鲁迅还借鉴尼采等人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来倡导个性主义，论证和诠释新思想和新观念。《狂人日记》揭示了四千年中国文明史的“吃人”以及对个体生命的蔑视，“救救孩子”的呐喊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生命主义”的时代强音；《我之节烈观》否定贞操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了鲁迅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和态度。(17)另外，姜异新的《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抵抗性》(18)、姬学友的《“鲁迅五四”何以成立？——兼论“鲁迅五四”的文学史意义》(19)等，也从不同视角阐发了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学的意义。陈红旗的《鲁迅的“意见”的辩证法与政治“幽灵”》则重新解读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指出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对左翼作家的启示是：“左/右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革命文学与非革命文学之间矛盾纠缠关系的复杂性，他真正担忧的是‘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多种可能性；他强调左翼文艺界必须扩大文艺战线和再造‘精神界战士’，希望‘左联’多培养一些能够引领文艺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确证了左翼文学的核心命题——‘文艺大众化’，也确证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导者和启蒙主体——左翼知识分子，而他与其他‘左联’盟员的多重矛盾印证了左翼文艺思潮中政治‘幽灵’的广泛存在，也印证了个体的公民政治之维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政治之维的纠葛互动。”(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