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李霁野文集》第一卷的《马前集》中,收录有两篇特殊的文章,即《几则通信》和《又一则通信》。按道理说,《李霁野文集》设有专门的书信卷,这两篇亦当归入才是,为何《马前集》独独收了它们二篇,视作杂文呢?原来,这和一件事情有关。 一、起因 1987年的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一组研究资料,前两篇分别是安危译的《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的问题单》和《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斯诺整理)》,第三篇是安危撰写的《鲁迅和斯诺谈话的前前后后》。这组资料涉及作家和事件甚多,自8月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于1987年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者有20世纪30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的老作家楼适夷、唐弢、卞之琳(萧乾、臧克家提交了书面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人员徐廼翔、张大明、陈漱渝、张小鼎,译者安危,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新文学史料》主编之一陈早春等。会后,《新文学史料》编辑陆文
将其整理为座谈会记要,并登载在1988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上。 在这篇记要中,陈早春的发言是:“发稿时,我们是比较慎重的,尽量核实译文,冒着风险发了此稿。现在看来这个材料很有价值,许多思想在鲁迅著作中可以印证,有的还没见过。它涉及那么多论敌,但评价却很公允,其人格与《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所表现的相一致。”“再说对李霁野的评价,我记得鲁迅在给台静农①的一封信中,似对李霁野颇有微词,可能事出有因。这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探讨。”②陈早春的这几句话,惹恼了李霁野。收入《马前集》中的《几则通信》和《又一则通信》,就是由陈早春的这几句话而引发的。 二、李霁野的抗议 首先,看一下斯诺是如何向鲁迅提及李霁野的。这是斯诺在《问题单》中所列的第11个问题:“最初签署文学研究会宣言的那十二个人情况如何?比如说:朱希祖、耿济之、瞿世英、王统照、蒋百里、凯郁(译音)、孙伏园、李霁野、赵景深。他们隐退了?跑向右翼,还是跑向左翼?”③ 其次,来看一下鲁迅在涉及李霁野时是如何回答的。鲁迅的回答很简短:“李霁野是翻译家,倾向右翼”④。鲁迅所说的“倾向右翼”使陈早春联想到了鲁迅信中对李霁野的评价,因此才用了“似对李霁野颇有微词,可能事出有因。”但他毕竟不敢断定,因此又以“有待进一步探讨”作为挡箭牌,避免引火烧身。 但是,火还是烧起来了。刊载座谈会记要的《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一期是当年2月22日出版的,李霁野收到此刊时,大约在2月底。3月3日,李霁野即致信陈早春,其中说: 见到你的发言:“再说对李霁野的评价,我记得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一封信中,似对李霁野颇有微词,可能事出有因。”这个“似”加得十分稳妥,“事出有因”用得尤为神妙,可见你社出版的《鲁迅全集》(11、12、13卷收书信,其中当然有致台静农的全部书简),你早已不知抛置到什么地方去了。要不然,在你们举行的严肃座谈会上,发言前你为什么不查对一下呢?不过做“事后诸葛亮”也无妨,请将“微词”查找出来,将原文公之于众,那就比“似”显得负责任一点点了。我是遵守古训的:“过则勿惮改。”若是找不出什么“微词”,一个“似”字遮不住你的真面目:你是用鲁迅的名义进行造谣诽谤!⑤ 随后,李霁野对于陈早春发言中的“微词”做了澄清: 鲁迅对未名社两个成员(其中有我)不仅有“微词”,还有极严厉的谴责,见他致曹靖华的几封信中。这是因为他写信时不明真相,不怪他。在我写并由你社出版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中,我已将事实澄清了。至于有些人在情况已交并大白之后,不肯在那些信中加注,或拒绝发表鲁迅致章锡琛的遗简,那就使人莫测高深了。⑥ 在信的最后,李霁野提出:“你的话是印在《新文学史料》上,我要求这信也在那上面发表。” 三、李霁野的频频出击 李霁野大概料到致陈早春的这封信难以如其所愿在《新文学史料》刊出,因此当晚即将此信誊写一份,寄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部,并附信说: 《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后,该刊为此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并发表了记录。想已看到。陈早春(据介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新文学史料》主编)在结论似的发言中有几句妙论是涉及我的,看后本一笑置之,不料有一友人很关心,特来告我这一新闻,并说一位社长兼主编这样信口开河,不能听之任之,你有责任将实情告知读者。因此我写了致陈信寄上一阅,如《大地》不便刊登,请将信寄还为感。⑦ 实际上,这封信是写给“大地”副刊的编辑刘梦岚的。《李霁野文集》第九卷收录了原信,与上面所引略有出入,原信说的是: 《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后,大家很注意,陈漱渝关于“李霁野右倾”一句话似乎有点看法,与唐弢谈起,唐以为可能是张冠李戴,要作文辩一下。唐文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在接漱渝信后曾复一信表示我的看法,以为此事就成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