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5-0180-11 在大众媒介语境与文化产业化的双重背景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早已成为文学场域中的常见现象。单小曦曾将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命名为“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或“数字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并指出：“就目前而言，还不能说所有的文学生产都已经成为了媒介生产，不过越来越多的文学生产已被和正在被卷入媒介生产场却是不争的事实。”①张邦卫在探讨新世纪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时亦指出：“文学媒介化不能不说是新世纪文学最鲜明的现代表征与文化症候”②，在他看来，“文学的媒介化”主要指文学在媒介场、媒介文化的强权下拓展生存空间的策略，所表征的是文学对媒介的依附与献宠，呈露的是文学文本穿着审美外衣的媒介文本，彰显的是媒介的文化霸权及媒介的文学生产力。赵勇则从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角度认为“新世纪文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媒介化了”③。由此可见，在新媒体所构建的数字媒介场中，“文学的媒介化生产”毋庸置疑地不仅已革新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亦已逐渐成为当下文学场域一种主要的文学生产方式。所谓“文学的媒介化生产”主要指在新媒体平台上文学生产的开展是在对媒介的凭借与依赖下进行，并且遵循媒介系统的生产逻辑、运营逻辑与消费逻辑。就既有成果而言，“文学的媒介化生产”所指涉的文学形式主要是小说、影视、戏剧，而诗歌不像小说可进行电影、电视或游戏、漫画、动漫改编，是最不具备商业价值因而最不具备“媒介化生产”潜景的体裁，因而多年来未有学者探述诗歌的“媒介化生产”，学界的既有研究大都热衷于从宏观上探讨“文学的媒介化生产”，而对“诗歌的媒介化生产”缺少系统深入的阐述，甚至未将诗歌纳入“媒介化生产”视域。然而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亦逐渐被纳入“媒介化生产”体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上的诗歌写作与写诗软件的开发、“小冰写诗”现象的出现已将诗歌由文本创作推向媒介化生产的秩序与体系，表明诗歌领域已毋庸置疑地形成“媒介化生产”现象，“诗歌的媒介化”成为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不仅借助新媒体大力彰显其存在，而且依托于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的生产法则、资本运作、运营逻辑与秩序，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关涉诗歌发展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向，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诗学话题。那么，诗歌由之前艰苦卓绝的文本创作与精神生产转向“媒介化生产”的趋向会为诗歌的发展态势带来怎样的变化？其内在发生机制与运转模式如何？此均为值得探讨的论题。笔者认为，新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已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其媒介化转型，最典型的表征在于诗人的批量生产与创作主体的诗性消解、诗歌生产商与媒介运营商的共谋、诗歌的媒介化运营等方面。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对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发生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波及诗歌在公众世界中的影响力与文化效应，造成诗歌从“诗性创作”转向诗性消解而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一、诗人的批量生产：创作主体的诗性消解 布迪厄的场域论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④，新媒体已构建起一个大众无法逃脱的“场域”，要受整个场域规则的制约，处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诗歌同样如此。一直以来，“诗人”本以专业诗人为主体，是被赋予诗意想象的一种身份与形象标识，但在新媒体时代构成的新媒介场中，尤其是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创作平台的搭建，诗歌创作权被无底线下放，“诗人”在被批量生产，由此“诗人”群体发生明显迁移，从“诗人”向大众位移，造成诗歌创作主体发生巨大转变，“诗人”本身所附着的“诗意”与“诗性”被遮蔽甚至被消解。 罗兰·巴特在上个世纪中期曾提出“作者已死”⑤的观点，这是他在研究文学生产时从传播学和接受美学角度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在罗兰·巴特看来，文学在进入阅读和接受之后作者就已不复存在，存留于文学场域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再创作”。显然这个论断在当时情境下的文学场域显得过于偏激武断，“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的是一个圆形传播体系，素来遵循“文以载道”的作品所承载的是作者的思想、情绪、心灵，作品在进入传播后依然传递着大量作者信息，因而作者不可能死去。然而，在新媒体语境下，由于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实时交互性模式使作品被媒体运营商作为与读者实时交往的依托，作品一旦生成就被媒体运营商操作，同时袒露于新媒体平台成为开放的文本可供读者参与创作，如博客上的网友、微博上的粉丝、微信上的朋友等读者都不仅仅是读者，还可成为第二作者，因而真正实现了罗兰·巴特关于“作者已死”的预言。可以说，新媒体加速了传统意义上“作者”的死亡，但与此同时亦促使新一批“作者”的大批量快速繁殖。诗歌界同样如此，新世纪初便有人提出“诗人已死”，如“80后作家”韩寒早在2006年9月26-30日便针对“梨花体”现象而在其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系列博文，质疑诗人的存在，并明确得出结论：“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⑥。虽然这种“诗人已死”的论调与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论断无论从时代背景还是话语内涵、指涉上而言均截然不同，但置放在新媒体语境下却另当别解。在新媒体这个场域中，诗歌作品一经诗人创作完稿脱手后就不再属于“诗人”自己，而属于新媒体这个广袤的平台和大众，即所谓的诗歌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合一，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诗人”已死，创作主体已由传统的“诗人”个体转变为新媒体平台上的大众。贝克特曾指出：“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⑦，这是对创作者身份和角色的质疑，而映射在新媒体时代正反映出新媒体平台上诗歌创作者的主体性缺失，正是当下新媒体语境下诗歌创作态势的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