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0)01-0047-09 20世纪90年代之于翟永明而言，既是一个变化显豁的创作阶段，①又是一个承接80年代和新世纪创作的关键环节，具有“常”与“变”双重特征。就其作为节点的连接作用、所呈现出的写作实绩以及所蕴含的变化这三方面来说，这一阶段对于翟永明而言，尤为重要。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翟永明90年代诗歌写作的变化是多向度和多层面的，既包括写作技艺、语言特质、题材范围，也涉及观照视角、写作意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面向事物开口度的加大与意义表达的混杂。前者指诗歌表现领域的扩大，后者则涉及诗歌技艺与涵容的双重变化。这两大特质的获得，主要通过“转喻”语型的运用，“公共场域”勾连生出的多声部发音以及“我与非我”的人称混合等方式实现。这些表意方法的运用，实现了言说之物的扩展，完成了思想的传递和意义的表达，也使得翟永明的诗歌由内敛走向了外放，更具包孕万物的综合性诗意和更加开阔的表现空间。 一、以“转喻”语型为主导的意义扩展 20世纪90年代，翟永明的诗歌由80年代的“以隐喻和暗示为主导语型，深入而自觉地女性主义‘自白’倾诉期”转向了“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性语型，给激烈的情绪降温，将更广泛的日常经验、历史、文化，做‘寓言化’处理的深度命名‘克制陈述’期”②。“隐喻”曾是翟永明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重要修辞手段，最具隐喻色彩的典型意象是“黑夜”，以及由此引出的“黑夜意识”。“黑夜意识”甚至成为女诗人的标签，基本可以涵盖包括翟永明在内的女性诗歌的整体样貌。“隐喻”之于表达效果的最大作用是“暗示”特征。“隐喻”与“暗示”为主的语型，恰好深度迎合了诗人当时的表达意愿，符合不吐不快，情感喷薄的需要。到了20世纪90年代，诗人的写作观念发生了变化，她渴望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向外部空间，试图触及和言说更多事物。诗人需要寻找相应的语型，采用更合适的语言方式，以实现言说愿望。转喻和口语为主的融合性语型，恰好满足诗人的这种言说要求。如果说隐喻指向纵深，转喻指向的则是所牵延事物的多与杂，最终实现了诗意的扩展与丰富。 台湾学者郑慧如对转喻的理解有助于对翟永明诗歌“转喻”语型的认知。“隐喻是代替，转喻是A和B并置后撞击出语词外的意涵；隐喻诉求意义的精确，转喻诉诸意义的流动；假如有不易判断的语义，隐喻造成模糊，而转喻所造成的则是歧义……”③相对于隐喻而言，转喻给诗歌带来的表达效果主要是勾连出更多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歧义的生成这三个方面。这些在翟永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中都有着鲜明地体现，主要表现为语义的并置与扩展，流动与变化，歧义与杂糅。 首先是语义的并置与扩展。隐喻更像是纵轴线，指向深度，而转喻则位于横轴线，指向多与杂。多与杂特征的生成主要借助词语对事物的转喻，从而与其他人物、事件以及场景发生勾连，然后借助联想能力，将这些不同层面、不同时空的事物并置和连接。在并置和连接的过程中，言说重点自然转向另一事件。所谓的另一事件，或者具有现场感，或者具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寓意。在一个凸显事物代替另一事物之后，诗人往往还会通过能够与之形成毗连的事物，建立新的逻辑关系，将突显事物的意义转移到产生逻辑关系的事物上，从而牵出诗人真正想言说的多个事物和主题。简言之，就是用“间接表达法”来替代“直接表达法”。④ 在《编织和行为之歌》中，诗人借助编织行为和编织声音的同一性，将两个人、两个时代、两个故事和场景并置。“我(翟永明——引者注)在这里将她的作品与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件‘行为艺术’并置在一起，因为她们都是女艺术家，也因为她们的作品都与编织有关。”⑤而后又由两个牵延出第三个，甚至是与这两个相关的其余所有——由古代花木兰到现代编织者再到与爱情、艺术和战争有关的一切。最后，诗人又借助这些女性牵出了三个重要主题，即爱情、艺术和战争。通过毗连性特征，诗歌以由远到近的转喻方式，完成了与另一人物同样行为的转换、对接与并置。 《编织和行为之歌》先写了古代织布机的声音(唧唧复唧唧)，然后写“两根编针切磋的声音”，这一声音的发出其实与手的忙碌行为有关，最后又由手的忙碌，引出了编织者。在一层又一层的意义衔接链上，诗人逐渐接近了诗歌的言说主体——具有编织行为的女性，然后再由此引起诗人想真正论及的话题。更具意味的是，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为主旋律的声音四次出现，每次出现的因由以及所引出之物既相似又不同：相似是诗歌所述场景都与这一行为有关，不同之处是引出的具体人和事。第一次是现代编织者。此时诗歌已经出现了转喻，诗人将古代声音转喻给现代人。第二次是花木兰。从表面看，这一次好像是在本义基础上的运用，诗歌内部却暗藏玄机。诗人通过相似性与对比性(相反性)两种并置方式，用想象的场景转喻了现实的场景，完成了虚实转换：真实的木兰必然会老去，但是想象中的木兰则会永远年轻。第三次是广义的妻子。诗人把吟诗和织布并置，两者即关乎日常生存，又关乎爱情；第四次是广义的女人。“那个女人”——“木兰”——“妻子”——“三个女人”，这四者之间暗含着意义的转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由此形成一种既“是”又“非”的确定中的模糊感，从而将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向所有女性的命运。“唧唧复唧唧/两手不停//她们控制自己/把灵魂引向美和诗意/时而机器，时而编针运动的声音/谈论永无休止的女人话题/还有因她们而存在的/艺术、战争、爱情——”。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