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生宝的“真实性”与“农民性”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最有影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新人”形象无疑是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不但作者本人和批评家在相关论述中明确以“新人”来进行指代，而且，对人物的“新人”特质，大家还持有不同意见，产生了旷日持久的争论①。 人们争论的焦点是梁生宝的“新人”特质是否具有“真实性”，也就是是否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相符合。论者们的讨论是广泛而有深度的，但我以为，以“真实性”来质疑梁生宝形象并不符合文学的基本原则。亚里士多德就在《诗学》中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②，文学本来就不应该(至少不完全)是现实的投影，作家以自己的想象超越现实是很自然也很合理的事情。因此，将文学与现实做简单的对应，用“真实性”来限定《创业史》的人物形象塑造，甚至将梁生宝的思想行为与其原型王家斌做简单对比，并以此为理由质疑梁生宝“高于现实”，显然是不符合文学特性，也难以让人信服的——柳青当年之所以对严家炎的批评不服气，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认为梁生宝形象上寄托着他对农民形象的理想，并不囿限于现实③。 也许，从人物身份特征角度对梁生宝“新人”特质进行考察是更恰当的方式。因为任何人物形象(包括现实中的人)，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基本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基础，也是判断人物形象塑造是否合理和深刻的重要标准。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密切联系着他(她)的社会身份。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人由多种社会关系构成，也就是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如民族、国家、阶层、性别、宗教、生活环境等。这些社会关系决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决定着人的基本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因为在每一种社会关系背后，都有不同的文化资源在发生作用、产生影响。人作为社会的产物，不可能离开这种影响。虽然作为个体的人，会有自己个体化的性格、思想和行为方式，但是，这种个体化是统一于其大的身份背景之下，也就是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的精神气质、行为方式，都深深扎根于其中。社会中的人和文学中的人物，既是独立个体，又是群体特征的体现，二者不可分割。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止具有一重身份，不同身份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或者说所表现出来的部分)也有一定差异，但一个基本原则是：人统一于多重身份之下，其基本身份决定人物的主体特征，也主导其基本的性格和思想逻辑。 农民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个性，也具有了某些基本文化特征，或者说就叫“农民性”——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完整地体现在具体的个体农民身上，但是它们确实构成个体农民基本的精神主导和性格逻辑。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都会拥有知识分子阶层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个性，并使之区别于其他阶层。这使人们往往从一个人的言语行为甚至外貌举止就能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判断出他是一位农民、市民、商贩还是一位知识分子。从文学形象角度说，一个真实的人物，必然拥有基本的身份，也不可能脱离其基本的社会身份特征，或者说，他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等应该符合他的社会身份特征。只有如此，他才是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相一致的，是真正的社会文化产物。而反过来说，充分表现了人物形象的主体身份特征，也就意味着揭示出了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实质，赋予了形象以历史纵深度。 就梁生宝而言，他也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但最核心的身份无疑是农民。他出生和成长于农村家庭，也一直以农民身份在乡村生活，所以，农民身份应该构成他社会身份的主体，或者说他的思想和性格主体以农民为基础，呈现出农民的主体性。当然，梁生宝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是农村“新人”，也就是说，在时代文化的影响下，他完全可能比其他农民思想更先进，看问题也更深远，对他的塑造可以比现实中的农民更完善、更具有理想色彩，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他的这种“新”要符合农民的基本特征，遵循农民主体的发展逻辑。毕竟，农民身份一直伴随着梁生宝的成长，他不可能遽然之间就完全摆脱其印记，蜕变成另一个人物。他性格气质上的“新”和“旧”之间必然会有密切的关联，不可能是截然的断裂。 在《创业史》的前半部分，梁生宝的农民主体性表现得相当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梁生宝的现实生活基础非常深厚。他的基本生活状貌，包括其言语行动、生活细节都很符合农民的习性特点；他的许多精神和性格气质也与农民的身份特点相称——比如在伦理层面，他对父权家庭所表现出的顺从中的反抗，与同龄农民之间的朴素友谊，与改霞交往中的羞涩和担忧，以及不自觉的情欲愿望，等等。这些方面，使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质朴而善良的青年农民形象。 另一方面，梁生宝身上的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也与农民文化有深层的契合，是农民主体性的现实折射。作品表现了梁生宝为革命所启发的“共同致富”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为乡亲们奉献自我的牺牲精神。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精神超越了时代、缺乏真实性，但我以为，它完全符合农民文化传统，蕴含着中国农民一种朴素却深远的未来向往，就是共同富裕的大同理想。我们谈农民文化，一般都会注意到其安土重迁、目光狭窄等小农经济特点，但其实，农民文化中也包含着“大同社会”“均贫富”的理想化一面。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所提的口号大都包含着类似的意思，就是因为它切合了广大农民深层的心理欲求。《水浒传》《说唐》等通俗小说中塑造的晁盖、单雄信等绿林英雄，充分表现出仗义疏财、舍己为人的品质，就是这种农民文化的典型体现。在梁生宝早期的许多行为中，都可以找到与这些品质、这一文化的深层关联。如“买稻种”等情节体现的节俭、勤劳，“割毛竹”情节体现出的舍己无私和自我牺牲，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