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信达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成功的理论——不止是指翻译界，而是笼括整个学界而言。当然最成功未必意味着最优越，恰恰其所受到的批评，和赞誉一样都是最多的。周作人所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①其固未必是。但正如罗新璋所言，“不论攻之者还是辩之者，凡是探讨翻译标准的，基本上不脱信达雅的范围”。②1998年，沈苏儒出版《论信达雅》，“谨以本书纪念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刊行一百周年”，其中专章罗列各家评议，有“肯定”，有“大体肯定或不否定而代之以新说”，还有“否定或不置评”，计109家。③其实可以想见，未及见者恐不是个小数。自有“信达雅”一说，中国从事翻译的基本都得念叨这“三字经”，而翻译遍布于几乎所有学科。至于其所涉文章、书写的范畴，文学界、语言学界自然亦无可回避。 百多年不断的言说，“信达雅”汇聚了不可胜数的笺释。由于严复对这三个概念没有给出清晰的“界说”，故而后人各各望文生义，误会也可谓不计其数。自然，论者因误解而生批评，本身就是为了立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达雅”既是一个缺乏明确阐述的理论，也因此成为一个生产力极为旺盛的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现代翻译史，影响所及，又非翻译史所能笼罩。 “信达雅”所在的《译例言》，最早出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天演论》沔阳慎始基斋本。《天演论》的翻译过程和版本状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言，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完成于1894年，严复应很快得到，并开始翻译。随后有牌记“光绪乙未”(1895年)的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不过这个本子是个未被授权的刻本，没有吴序、自序和译例言，“乙未”也不大对。再就是《严复集》第五册收有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手稿本，系丁酉年(1897年)的作者删改本。此本自序题《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末署“光绪丙申重九”，亦即西历1896年10月15日，这个署款为此后所有版本所沿用。但实际上，从题名到内容，都曾经历过不小的改动。 所谓“治功天演论”，“治功”指的是人事之功，而“天演”，即严复所总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依其“自序”所言：“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图洞若观火。”也就是说，取赫胥黎之强调“治功”，救弊斯宾塞“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天演”。④《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这个版本，除了现存国家博物馆的稿本外，至少还有梁启超处的抄本。1897年年中梁的《论译书》，两次提到《治功天演论》。⑤而孙宝瑄是年日记十二月初二：“诣《蒙学报》馆，晤浩吾论教，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归，即严复所译者。”⑥叶瀚浩吾为《蒙学报》“总撰述”，梁肩超为《时务报》“总笔”，这两个刊物俱由汪康年“总董”或“总理”。就这层关系而言，孙宝瑄借去的很可能就是梁启超手里的那个本子。⑦ 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第二册，序言正式刊出，但已经题为《译天演论自序》。对勘可以发现，文字较《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有了不小的改动。是为定本，与次年正式出版的慎始基斋本《自序》完全一致，惟“内导”“外导”二词被替换为“内籀”“外籀”。⑧因而这个本子《译例言》所谓，“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所借者并不是同一个本子，虽然仍延续了“光绪丙申重九”的署款。 其实“治功”一语应该更早就为严复所放弃，甚至在梁启超《论译书》提到《治功天演论》时，严复那儿已经删除了该词。关于《天演论》，尽管当年的阅读抄录者不在少数，但严复最看重的请教对象无疑是吴汝纶。吴去世后严集李商隐、陆游句所成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兼及交谊与评价，堪称绝对。有关严、吴二人的讨论，张丽华曾有完整的解读。⑨此姑在其基础上申说张皇之。 目前存留的吴、严当年的通信并不完整，但大体还是能够还原他们的往复过程。丙申(1896年)七月十八日吴汝纶《答严幼陵》言：“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⑩可知此时吴清楚严译《天演论》事，而尚未得见其书。三个月后严复撰《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也许此时才有此书名。至丁酉(1897年)二月七日吴《答严幼陵》：“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则刚得此书，而书名已是《天演论》。因而半年后梁启超《论译书》，所谈及的《治功天演论序》，是更早的书稿。 吴汝纶初读《天演论》后，对严复的体例提出了一项异议： ……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11) 这里所谓“又已见之例言”，并非现在尽人皆知的《译例言》，那是撰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吴汝纶所读到的固已不可复睹，但《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后所附的《译例》四条，应就是当年吴之所见，其前两条如此：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 一、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在译著中，用“换例”的办法，“以中国古书故事”替换“西洋古书”的“引喻”。要说起来，是犯了翻译的大忌。以严复的学养，断不至于此，故一定另有缘由。《译例》中另有一条：“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谫陋所知，列为后按，以备参观。”(12)如果回头再看他的“自序”，持《易》《春秋》之理，印证“西国近二百年学术”，是在于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中学的问题是“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需要“转籍西学以为还读我书之用”。就严复的角度，并非仅是接引西学而已，还要借助西学来激发中学自身的潜力，中西之学在他这儿岂止可以对话，简直是要互相融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