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社团沉钟社以“沉钟”命名，标明自身的艺术追求；而鲁迅也将“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①这一意象，作为对沉钟社创作品格的隐喻，这些均被文学史家视为源自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的影响。然而，细读象征剧《沉钟》，我们却会发现“五四”时期的作家对这一剧作的理解其实是一种“创造性误读”。“沉钟”“深渊撞钟”这一系列喻象，原本在剧中只是用来喻示传统生活方式的死而不僵，但在鲁迅与沉钟社同人的读解中，却转化为全新的意境。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曾运用“创造性误读”这一术语，指称读者对作品的阐释与作家本意之间可能存在的歧义。他指出：“读者的意念和作者的意念并不互相吻合，并不互相沟通，但在这两种意念之间可以互不相悖。这就是说，读者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而作者原来却并未明确表示愿意赋予作品这种东西，甚至可以是从来也没有想过。”②将鲁迅与沉钟社对“沉钟”意象的理解放置于德国象征剧《沉钟》东渐中国的背景下详加考察，恰会发现这一“误读”背后的创造性，拓展、丰富了原剧固有的象征蕴涵。 一、“五四”作家接受霍普特曼及其《沉钟》的思想氛围 “五四”时期译介西方文学的方式往往是“拿来主义”式的，因此，霍普特曼在此时进入中国文坛可谓顺理成章。1912年，霍普特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遂在彼时以西学为参照系的语境下，被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视为欧洲文学的巅峰与“五四”新文学的榜样。陈独秀曾呼唤中国文坛应出现类似于霍普特曼这样的伟大作家：“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霍普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③而且他在首度推崇霍普特曼时，就直接说明了自己关注这位作家的重点。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而霍普特曼作为德国“作剧名家”之代表意义，主要是其剧作“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他还援引霍普特曼等作家的创作为例，着重介绍了现代以来欧洲文学艺术“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的主导趋势④。这依稀透露出新文学草创时期，西方文学接受者尤为注重“为人生”的宗旨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上述思想氛围，促使“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与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产生了共鸣。准确地说，是接受者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审美趣味所理解的自然主义美学精神与创作方法，使他们认同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戏剧。 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中，温儒敏曾特辟“‘自然主义’的借用”一节，详细分析“五四”时期“人生派”理论家提倡自然主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一是因为彼时尚未厘清其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二是缘于他们认同欧洲自然主义思潮“并非对现实主义的反拨，相反，与现实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⑤。他们如此费心将自然主义归属于广义上的“现实主义”，皆因彼时的中国尚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毫无功利目的的文学对中国作家来说显得过于奢侈，因而更推崇强调文学的实际功用的现实主义美学。 霍普特曼早期创作的自然主义剧本，如《织工》《运货车夫海斯区尔》等，在“五四”时期译介至中国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1922年，“人生派”领袖沈雁冰在介绍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作品时特意强调：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皆源自“哲学上的唯物论”，霍普特曼于此思想之外，“又加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派作品里的主人翁大都是意志薄弱不能反抗环境，而终为环境压碎的人”；而霍普特曼剧作却“注重在环境”⑥，并不断反抗环境。一言以蔽之，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对于试图用文学改良社会的中国作家来说可堪“借用”。与霍普特曼艺术上所谓渗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风格相比，其思想中“为人生”、特别是“同情于劳动阶级”的内容⑦，似乎更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看重。不过细读文本，霍普特曼对劳动阶级的同情，表现在以极度客观(或自然主义)的方式，描写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非人环境下的遭遇，唯其毫不流露主观情感，遂于无声处蕴含着大悲悯。如同他在珂勒惠支画册上写下的文字：“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⑧然而，霍普特曼自然主义叙事之繁复、琐碎，包括那些力透纸背的“审丑”，则大抵为中国“五四”时期的接受者忽略不计。他们大都化繁为简，直接将目光聚焦于剧作家将普罗大众推上戏剧舞台这一创举之现实意义。当时有研究者就指出，“无产阶级生活的描写”，“是这篇《织工》开的例”⑨，在舞台上塑造了劳工群像；而《日出之前》则“指明了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霍普特曼的作品虽不乏黑暗的描写，“但是因为是‘日出之前’”⑩，仍可想见剧作家所预示的光明前景。 恰是因为《织工》在题材上的难能可贵，增强了这部自然主义作品的历史厚度，遂使得中国翻译家首先选择将该剧译介到中文世界。继沈雁冰1922年6月在《小说月报》上密集发表四篇文章，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评介霍普特曼剧作的意义后，在随之而来的郑振铎、钱杏邨、赵景深等人对霍普特曼的评说中，亦可嗅出大致相通的同情劳动阶级的立场或气息。这种对霍普特曼的理解，影响了包括巴金在内的众多文学青年。自然，局限于特定的时代，作为“穷人的诗人”的霍普特曼在描写底层劳工生活的同时(11)，对人性的呈现方式，对博爱的神性的呼唤，则被那些更关注剧作如何“对资本主义倍加痛击”的中国读者所忽略(12)。至于太阳社的钱杏邨责难霍普特曼“不是真正的站在普罗列塔利亚的阵线里的作家”(13)，则从一个更加激进的视角，揭示了那个时代偏执于某种单一的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