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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英文译本，孔刘辉提供 现代文学版本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唐弢的书话写作开始，现代文学的版本研究提上日程。至80年代中期，朱金顺、姜德明、金宏宇等学者的版本研究，涉及几乎全部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但是对于同一版本的“版次”问题，学界没有太多关注。不同的版本，因为重新排版，重做纸型，一方面版本的形态(包括装帧设计等等)会呈现较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作家可以借机进行增补和修改，所以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而对于不同的“版次”(也即“印次”)，则因为现代印刷术的特性，人们一般都将其视为同一版本在不同时段的“复制”而已，在研究中一笔带过。 但不同的“印次”，并非仅仅是对最初的“版次”进行简单的“复制”。有的著作在不同的“版次”间会有比较大的调整，典型的如由亚东图书馆印行的胡适《尝试集》，从第1版、再版，到第4版，序跋乃至诗作的增删都有显著变化，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女神》的版本研究算是进行得比较深入的。但大家的目光始终集中在几个不同的版本上，分析版本的差异以及其中包含的文学史意义。但对于同一版本的不同版次仍然是忽略不计的。泰东图书局版的《女神》不同版次在内容上也许没有太大的改动，但在封面设计、广告推介以及丛书归属等方面，从1921年、1927年、1930年到1935年都呈现出明显变化，表明了《女神》在不同历史时段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显示了出版者以及受众对其认知发生的微妙变化。而王风在《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中提到，他在整理《废名集》的时候发现，如废名这样语言敏感度极高的作家，即使没有重新排版，也会利用重印的机会在纸型上进行“挖补”修正。对于这一类型的作者，搜集同一版本不同版次的作品，将不同版次的作品加以比较，也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如上文所说，从版权页看，文生版《日出》至1954年文生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至少出版了28个版次。笔者搜集其中27个版次，对各版次的出版时间、版次、出版地址、所属系列等情况稍作整理。(附于文后)通过对文生版《日出》诸版次的考察，澄清了曹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提出一点思考，望与各位方家探讨。 《日出》于1936年9月连载结束，11月即出单行本。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文艺”副刊第273期、1937年1月1日“文艺”副刊第276期，在副刊编辑萧乾的组织下，先后整版刊载来自文学界、学术界的十几位专家对《日出》的“集体批评”，其中包括茅盾、巴金、朱光潜、沈从文、叶圣陶、李广田、荒煤等。作为对这次声势浩大的“集体批评”的回应，曹禺写下《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在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04期上发表，其后又作为“跋”收入文生版《日出》。 《我怎样写〈日出〉》究竟何时作为“跋”收入《日出》单行本，学界曾经有过几种不同说法，并引发不同猜测。比如《曹禺年谱》(田本相、张靖编著，1985年版)称初版本中有“跋”，有人因此而怀疑初版本的出版时间应在1937年3月后。①而后的《曹禺年谱长编》(田本相、阿鹰编著，2017年版)称《我怎样写〈日出〉》作为“跋”收入《日出》“再版重印本”，一般文学史叙述中则含混地说“再版”时作为“跋”收入。②还有部分研究著作则直接将《日出·跋》的发表时间写成“1936年”。③但前文讲过，《日出》的“再版重印”始于1936年12月，而《我怎样写〈日出〉》刊登于1937年2月2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作为对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的两次“集体批评”的回应发表的。这中间的时间差引发了学界对于这次“集体批评”的操作流程的疑虑，同时也对时任“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发起和组织这次“集体批评”的意图和目标产生了诸多猜测。2000年前后成为学界热点的学术研究神话化现象研究④，更把《大公报》“文艺”副刊对《日出》的“集体批评”视为现代文学学界制造神话的例证之一。⑤ 在《日出》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天津《大公报》的“集体批评”与“文艺奖”功不可没，这一点在学界已有共识。萧乾组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集体批评”与曹禺对“集体批评”的回应在时间上存在漏洞，因此被部分学者认为“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并称萧乾组织的这次集体批评是一群人“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捧场、凑趣、献殷勤、表忠心的结果”。⑥例如，张耀杰的文章这样描述《我怎样写〈日出〉》作为“跋”收入《日出》的单行本的过程：“《日出》于9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11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11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一斑。”
